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哲学的反思

基于科技理性之上的两种哲学在今天看来已经把高等教育引向了歧途，忽视了教育本职所在。在反思这两种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应以本体论的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以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引导。     

论蒯因自然主义的内在矛盾——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

蒯因的自然主义包含着基本方法论上的矛盾,即极端经验论和极端整体论的矛盾,这使逻辑的不协调性渗透于他的自然主义学说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意义理论、指称理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蒯因本体论的矛盾可以归结为语境主义多元论与物理主义一元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论域相对论和经验绝对论之间的冲突。蒯因认识论的矛盾可以归结为方法论自我指称的恶性循环,或者说是元方法与对象方法的混淆。诸多矛盾的存在使蒯因的自然主义学说严重失范,然而,重视逻辑规范正是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由此可见,蒯因的自然主义与分析哲学相去甚远,甚或是背道而驰的。     

朦胧诗以后:词与物

1985年以后,“朦胧诗人”逐渐引退,“朦胧诗”的单向度写作已经不再为更年轻诗人所满足。随着国人艺术观念的解放,诗歌写作风格也日趋多样。以时间为标志的“第三代”、“70后”、“中间代”、“80后”和以作品价值取向为标志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下半身”等命名相继出现;各种写作潮流之间分野日益明显,并引发多次论争;民刊的日益兴盛与互联网的出现,使诗歌写作和发表打破了以前官办刊物的垄断地位。这一切,使近20年来的中国诗坛充满活力。     

元人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

元代文论家从哲学高度对文学本体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学本于“理”和本于“气”两种文学本体论，这成为考察元代文学思潮不可回避的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元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深化了对这一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在元代，文学“气”本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形成了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略论周易太极思维对艺术的影响

对中国艺术而言，由周易而衍生的阴阳观及太极思维几千年来已深嵌在中国艺术创作之中，中国画及山水画是其典型事例。如果不从本原上找到解释“气”、“韵”的方法论依据，那么对传统化的认识是一句空话。“气”表达一种无形的空间概念，在中国人眼里已上升为化哲学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民族艺术形式中潜结构的探索，并且找出这种潜结构在当今具有的现代涵义。     

论美的艺术

艺术何以会是美的,这是美学史上讨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但以往的回答都是由于缺乏辩证的眼光而陷于片面,因而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实质。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统一的理论看,人们以科学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和评判艺术造成许多认识的误区。因此,必须重新阐发美的艺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意义。     

教育史学科建设六人谈

学科重建一直是教育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几十年来,几代学人殚精竭虑,不断探索,形成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教育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尽管如此,教育史学科发展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仍需同仁付出艰苦的努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历来重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此次策划笔谈,开辟专栏,为思想交流提供平台,是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学科重建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推动教育史学科的自我更新。     

专业化时代教育学者的生存方式与研究立场

在一个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公共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使得现代学术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当其他学科领域纷纷批判由专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时,教育学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中国的教育学建设中,专业化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因此,我们不能将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应在推进专业化建设的前提下倡导教育学者的公共关怀。教育学者在面对教育实践时,必须在“介入意识”与“距离意识”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在参与公共文化讨论时必须立足于专业立场,并以此为基础承担其公共责任。     

收住眼光显修养

对于看不惯、看不起的小人,鲁迅先生的做法是"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对于"得意狐狸强似虎"的势利小人,对于"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市侩者,应该是正眼都不屑去看上一眼,以表示唾之若痰、弃之如履的态度和立场。眼睛不去看人,不应只局限于此。在相互交     

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的突破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剧烈震荡,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冲击之下,传统史学衰落下去,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年鉴派第一代代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弗费尔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建立了年鉴学派的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全面超越了传统史学,丰富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