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影响下的社区生物资源利用方式演变研究——以香格里拉县洛茸村为例

旅游对社区生计结构的影响,已经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缺乏对于旅游影响在社区生计方式演变中的所起的作用及影响程度的深入研究。对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洛茸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社区长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物资源管理和利用机制。旅游发展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引起社区居民生态价值观的变化和生物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地方政策变化、经济利益支配、外来文化冲击、社会结构的层序变化等诸多因素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

苗族在滇东南边疆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由于自然、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诸多原因,滇东南边疆苗族的婚姻习俗较为独特,并具有边境地区的特点,即跨国婚姻较为普遍。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滇东南地区苗族婚姻的种类与形式、婚姻范围、择偶标准、结婚过程以及跨国婚姻等情况作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账簿里的村庄：集体化时期绩溪县宅坦村财务结构的实证考察

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的时代背景,以安徽省绩溪县宅坦村保存下来的财务账簿为具体研究对象,运用财务结构分析方法,从收入变动、固定资产增添、股份基金集散等基本特征性事实入手,回溯宅坦村这一微观经济体资金运行与经济绩效状况。研究发现,宅坦村在集体化时期出现了资金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乡村经济发展迟滞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资金来源渠道和分配方式的分析,发现国家倾向性的分配制度和内部资金匮乏是村集体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河北省保定市陶营村高跷会研究

从生存背景、艺术特点、存续情况等三方面对陶营村高跷会进行解析,挖掘其历史、民俗、教育、审美等价值,并进一步发现其虽历经坎坷却仍生机盎然的原因,除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外,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此外,就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河北省高跷与其他民间歌舞品种的研究以及我国民间歌舞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是落实中央和省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的有力抓手。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三年来,积极探索适合学生特点的教育教学培养方式,形成了适应襄阳地区一村多名大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     

校地共建助推"掌上智村"建设的服务路径和提升对策——基于宁波城市职院助推云龙镇"掌上智村"建设的服务实践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格局都经历着数字化的深刻变革.宁波城市职院与鄞州区云龙镇开展校地共建,组建双向联络员队伍,搭建线上线下沟通平台,通过构建乡村服务点开展针对性的文化惠民活动和培训服务,助推"掌上智村"建设.服务实践中也发现了在机制、人员、技术操作等层面上的多处壁垒,需要从建立乡村数字治理长效...     

保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策略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与农村经济的结合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但同时农村电子商务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引入比较优势指数法对保定各地优势农产品进行测算,并就保定农村电商发展现状进行实地调研,结果表明:保定农产品网店已初具规模,店铺分布呈现非均衡性,经营主体以青年人为主,原材料供应型店铺占主导地位,电商发展的配套系统如人才、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物流配送系统等仍不完善,成为制约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亟须各部门配合综合加以解决,形成农村电商的整体合力,为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顺荡古村

"云龙八井"之一的顺荡,位于云龙县城石门以北70公里的江畔,隶属于白石镇,是一个依山傍水、树木掩映、屋舍俨然的白族村落,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