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才能共赢“严出”才有质量北大核心CSSCI

6月9日下午,在2013（第二届）中国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论坛的校外学习中心分组讨论现场,记者感受到处于远程教育一线众多学习中心强烈的规范发展愿望与沟通渴求。相较于2012年的首届论坛,本次论坛与会者显得更为期待与迫切。在新的形势下,高校网院与校外学习中心都期待在论坛上能更好地解读政策,看清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     

处理好“双减”五对关系 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正>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原则和目标非常清晰,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社会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双减”政策出台四个多月已经初见成效,     

工作本位学习视域下英国学位学徒制的实践路径

工作本位学习通常被视为职业学习的基本模式,英国学位学徒制的发展意味着工作本位学习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学习模式.参与学位学徒制的工作本位学习有助于为雇主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升学徒的职业和就业能力,并为高等教育机构注入大量经费.英国学位学徒制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整合学术模块和实践模块、设置跨学科模块化课程方案,培养跨学科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针对不同考核内容开发了多种类型的学徒评估方式,坚守了雇主主导和工作本位相结合的学位学徒制的基本路线.     

英国学位学徒制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与启示

学位学徒制计划自提出以来,便为英国本土培育了大量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英国学位学徒制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主要原因在于各利益相关者博弈后实现了集体性生存和互惠性发展,即政府通过对学位学徒制的强力推行,促使雇主(企业)和大学深度合作,共同完成学徒的"选用育",让学徒成为义务履行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我国可借鉴其经验,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参与育人的活力,重视高校在现代学徒制实践中的质量保障作用,促进职普教育的有效衔接和等值互换.     

纪念学位条例实施40周年暨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40周年、中国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30周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胜利召开1周年。为进一步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工作主线,有效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2021年12月22日-24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召开纪念学位条例实施40周年暨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纪念学位条例实施40周年,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现代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发展路径、困境及出路——基于某制造企业学徒制实践的观察

高水平的技能人才日益成为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关键。就Z省R公司的田野调查发现,行政支持和市场驱动的学徒制实践形成了企业内高水平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二者以项目制为核心特征,在运行过程中,依托学徒制实践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但整体成效十分有限,并呈现出师傅难当、学徒难留且趋于形式化、工具化的名实分离的明显困境。鉴于当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困境,现代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建议从转变政府职能部门的资源投入方式、改变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模式、更新产业工人的劳动观念等方面探索发展路径。     

高等教育普及化视角下香港副学士学位课程研究

副学士学位课程在香港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副学士资历仍作为香港资历架构第四级受到一定认可。香港开设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历史已有二十余年,为了保障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实施,特区政府主张成立社区学院,完善关于课程设置和学分转换的制度,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并设立监察机构,以提高副学士学位课程的质量。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数量标准、公平标准、制度标准和质量标准来看,香港副学士学位制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我国校外培训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基于Citespace、Gephi及Ucinet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培训研究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05-2021年中国知网收录的417篇北大核心、CSSCI期刊及硕、博士论文为分析对象,运用Citespace、Gephi及Ucinet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研究热点聚焦在协同治理背景下校外培训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社会学视域下家庭资本与校外培训关系研究、校外培训治理研究及校外培训转型发展研究四个方面。未来要拓宽研究视角,促进校外培训研究由“一”向“多”转变;聚焦政策变革热点,深化前沿问题研究;明晰校外培训问题产生原因,加强问题背后“底层地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