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确立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以“客观真实”为证明要求具有明显局限性,确立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因其现实意义、可操作价值而更具合理性。追求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司法理想应是证明目标而非证明要求。而法律真实是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相对真实,人民法院应当据此依法作出裁判。     

传统的“情”与现代的“法”

中国古代存在着许多"情判"。这些"情判"往往弃法于不顾而依据人情作出裁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由于"情"是一个无法界定的因素,坚持情理型司法可能会造成个案的判而不决,甚至会引起司法领域内秩序的崩塌;同时情理型司法还会损害司法的权威,进而使判决缺乏既判力。因而在现代法治思维的主导下,在处理情与法的关系时,应该在司法领域树立守法主义观念,推动技术性司法的运用和发展。     

理顺三类关系实践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需要政府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政府在处理国事社会生活关系时,以国家为中心,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实施以人为本的理念,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政府在处理民事社会生活关系时,以私人为中心,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弘扬诚实信用的理念,充分利用社会大众的力量,促进民事主体间的和谐。政府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以自然为中心,通过可持续开发的方式,贯彻生态平衡的理念,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论家事代理权及其司法适用

家事代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代理形式。家事代理权是传统民法亲属法中用以规制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近现代法制文明,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夫妻关系新型化的标志。因而为较多国家民事法律所确认。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家事代理权,是对我国传统的配偶身份权的一大突破,为处理夫妻之间因行使代理权产生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方方面面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处于矛盾凸显期。当遇到矛盾和问题时，人民群众仍然比较习惯于找政府，还不大习惯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反映出我国法制建设正处在不断加强、不断完善阶段的特点，大部分群众还是要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同时，从深层次也反映出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不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出去，使得人民群众现阶段只能通过政府才能解决问题。     

股东知情权之司法救济中的几个问题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为保护其在公司中的权益而对公司有关情况行使的查阅权、质询权以及核查权和核查人选任请求权。它是股东依法知晓公司经营的真实信息的权利。我国新修改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但还有探讨余地。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应关注于提起知情权诉讼的主体、目的以及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被告等问题；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是防范股东风险、保障股东权利最有效的手段。     

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合理限度--学校与学生关系之维度

由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滞后和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现阶段通过简单的"内部行政压制"的方式显然不能从根本解决当前日趋尖锐的矛盾,法律救济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防线必然受到当事人更大程度的青睐.但由于高校的特殊地位,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存在一定的合理限度.     

论法院查证

法院查证是中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所特有的，由于民事诉讼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种种荠端。为此要通过完善立法。建立举证责任制度和法律保障机制。明确法院查证范围与条件。从而使民事诉讼健康有序进行。     

我国农民工劳动纠纷法律解决机制之完善

农民工劳动纠纷的解决关涉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但我国现行法律机制对农民工的劳动纠纷解决尚有欠缺,切实维护农民工这类弱势群体的权益,需从司法和执法两方面入手。在司法方面,完善司法救济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仲裁、调解和法律援助对农民工劳动纠纷解决的作用,建立高效的执行程序。在执法方面,要加强劳动监察机构建设,提高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从而形成完善的法律机制,为农民工的劳动纠纷解决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社区文化：社区矫正的门槛与酵母

犯罪引发于文化冲突，终结于文化调适。社区文化既是实施社区矫正的门槛，又是促使犯罪人由犯罪人格向社会人格回归的酵母。社区矫正应从文化接纳入手。加强宣传和引导，促进人们树立“以人为本”的刑罚理念，加强相应的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提倡人文关怀，为服刑人员设计共性与个性相兼顾的行为规范，整合构建开放、和谐、互动的动态文化环境，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