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书:激活民族传统的文化因子——从"江右"学子刘经富说起

刘经富,一个出生于江西修水、不肯被世俗裹挟的江右学子,怀着浓得化不开的"线装情结",半生都在线装书里修行.他的"积庐"里,藏有三千册线装古籍、千余册江西乡帮文献和近五千册铅印本文史书籍.     

孙应鳌与非黔籍王门后学——兼述《教秦绪言》

孙应鳌无疑是黔中王门最具代表性人物,其学之形成与其地位之确立,无不与其心受阳明心斋之学于徐樾与罗洪先、汝芳、蒋信、胡直、赵贞吉、耿定向、耿定理等王门后学大师级人物之影响,他们彼此＂相切劘、发挥良知、张望眇悟＂,通过彼此之＂参政、巡抚＂的政治生涯,以及大量学术上的面晤与神交,共同推动着黔中阳明学在明中后期步入全盛,与此同时,这些史实亦对作为黔中王门大师级人物孙应鳌的思想系统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与贵州新论

王阳明在贵州只住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其黔中弟子相对较少并且不为黄宗羲等人所熟悉是很正常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应像《明儒学案》那样阙如不记。黄宗羲之所以会如此漠视黔中王门,可能与钱德洪有一定关系。关于黔中王门,日本学者永富青地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依据。阳明刚到龙场时,由于精神上的极度郁闷和困惑,是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投放到超越式的内心“悟道”上,于是便有了“龙场悟道”这样的思想创新。但随着政治待遇的改善和对黔中社会的逐步了解,阳明又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地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上。因此可以说,阳明黔中讲学的目的,主要是想在黔中普及文化教育,而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这无疑是王阳明为贵州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学”与“术”之间——论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的异同及其影响

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公认为是阳明后学中的两大最重要的学派,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方面是基于阳明学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浙中和江右特定的地方历史文化背景。浙中王门更多地关注"学",阳明学的内在矛盾使他们逐渐偏离王阳明的宗旨,江右王门更多地关注"术",即以阳明精神为指导,挽救世道人心,建设地方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对阳明学有所偏离和修正,却更好地贯彻了王阳明的宗旨,故"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王阳明与江西赣县

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逐渐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了破除人们心中的“贼”,以维护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他努力设学兴教、授徒讲学,在南赣地区尤其是府治所在地赣县培养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门生尤其是江右学人。他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如《传习录》《大学古本》《中庸古本》《朱子晚年定论》等,最早都是在赣州刊行的,所以他在赣州的影响力相当广泛而深远,至今仍流传不衰。     

古籍工作助力文化项目建设的实践——以江西省图书馆支持《江右文库》编纂为例

新时代,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和地方发展大局,推进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是图书馆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编纂出版《江右文库》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江西实施以来,全省在古籍资源调查、古籍活化利用、古籍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效显著,这为支持《江右文库》编纂打下了较好基础。该文拟在梳理江西省图书馆支持《江右文库》编纂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古籍工作参与重大文化工程建设,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通过参与文化项目建设的实践,图书馆古籍工作还需要不断提升,深入推进,挖掘典籍价值,服务时代发展。     

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界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通过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心一意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了《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认同。此外,贵州学人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阳明学大型刊物——《阳明学刊》,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阳明学文献资料和阳明学论著,并在阳明学核心概念、阳明学哲理探析、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局面。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