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不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地地域差异。北方长达400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理学中人与自然关系论的教育学考察

从教育学角度对理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进行的探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人认识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在理学成人之道中的地位;2．自然对于人的道德品格形成的意义和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其中心是生态教育问题;3．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对于个体人格形成的美育意义。它既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延续,又有其自身的时代特色,对于现时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发展亦有启发意义。     

理学视域下的宋代室宇赋创作

宋代步入室宇赋创作繁盛时期,理学观念渗透进社会生活中,也蕴藏于室宇赋作品里。宋代室宇赋折射出理学内部关于“格物致知”是向外穷理还是向内求索的两种分歧。室宇赋描绘士人“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的人生理想,表现人与万物浑然为一的境界,要求灭人欲,存天理;强调敦厚人伦、读书养性、教育子孙、通过读书立德来兴家的修齐治平主张。士人在室宇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朱子《论语集注》“天”、“命”范畴发微

本文针对朱子《论语集注》中的天、命等哲学范畴作较为细致的梳理,分析朱子式经典诠释的理学特色,并发掘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在儒家经典注疏上所开辟的新路径,进而探讨朱子理学经典诠释在思想史上的影响。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理学宗派的文学转向——南宋艾轩学派的地域诗学属性

宋代以降,江南各地文学经历凝定、转化、提升,其别具特点的地域色彩渐次形成。在特定历史时段中,理学宗派参与了地域文学的塑造,由林光朝开创的艾轩学派即是如此。从学术谱系上看,艾轩学派乃伊洛正统,却表现出独特的学术品格,"终宋之世别为源流",主要学术活动集中于莆田及周边地区。道艺双修为学派的重要特征,由此衍生艾轩诗学。从"学—诗"关系着眼,可将艾轩学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诗因学成"的阶段,后期为"学因诗传"的阶段。艾轩学派成员之间联系十分紧密、持久,以莆中为中心交织起复杂的群体网络,使学派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写作,诗作呈现出明显的宗派性、亲族性和地域性,并促成艾轩学派与地方文化的深入交融及其与地方诗学的紧密联系。艾轩学派在莆中的生成、传衍,使莆中终宋之世保持着独特的理学环境和文学氛围;经过艾轩学派持续浸润,莆中儒学因此昌盛,"人号之为小邹鲁"。借重于艾轩学派树立为莆中儒学传统,作为宗派重要内容的艾轩诗学,地位也无形中被强化、提升,融入此方诗学传统,泽惠深远。     

师院学人

张永锋教授张永锋教授,男,1957年2月出生,陕西省淳化县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1月参加工作,1982年1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与古典诗歌的审美鉴赏

“格式塔”是德“Gestalt”的音译，在德里“Gestalt”被用来表示“形状”或“形式”。我国心理学界将其意译为“完形”，含有“整合使之完形”的意思。这是一种反对单个元素的分析而强调整体组织的心理学派，强调经过主体的知觉活动加以重新建构的整体。这种对整体性的重视对我们进行诗歌鉴赏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诗以道情性之正"——论宋代理学文学的情性观

"情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理学家借助于体用论的思维模式来阐释情与性的关系,并且通过"心统性情"说和"性体情用"说,将性与情统一于心,以此展开对"性"与"情"关系的讨论.他们认为诗可以咏歌情性,"道情"是诗歌艺术的美学本质.但这种情感在理论上还规范于"情"、"理"合一的中庸尺度之中,并且必须与言志结合.     

范仲淹《易义》对《周易》的诠释方法

《易义》是范仲淹专门解说《周易》的文字,是研究范仲淹易学思想的直接史料;《易义》诠释《周易》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专阐儒理、参证史事、对比见义;从易学的演变历史来看,这三种方法奠定了范仲淹在宋代易学中的开创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