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读重庆出版社《清末稗史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清末稗史丛书》收入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等，这对我们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一份重要史料。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尚未播完，观众就对剧中的李鸿章形象表示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无论历史著作还是小说、戏剧、李鸿章都是以一个卖国者的形象出现的，《辞海》上就     

昙花一现的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

20世纪30年代，绥远省因僻处塞外，文化远较内地落后，而蒙旗尤甚。鉴于日寇对蒙旗的不断渗透，民国政府一面加强控驭，一面倡导普及蒙旗教育，以提高蒙人的国家意识。1935年，教育部颁布《察绥两省蒙旗教育实施办法》，对两省的蒙旗教育作出具体安排。由于蒙旗师资缺乏，教育难以起步和发展，该《办法》规定，在察绥境内设立一所国立蒙旗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师资，并定于次年3月1日正式开办。     

张静江和他的“五朵金花”

位于太湖西南岸的小镇南浔，是晚清时节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镇上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四万人，那时恐怕只有几千人。当年这个仅靠植桑养蚕的江南小镇，居然在数十年间，一下子诞生了四头“大象”、八头“牛”和七十二条“小黄狗”!所谓“大象”，是指拥有一千万两银的超级富翁；“牛”，是指拥有五百万两银的大户；而家有一百万两银子，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在这就只能屈居“小黄狗”了。     

清末报业先驱彭翼仲

1918年5月10日在日本求学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写下：“本月二号，由烟台出港之船上，国人彭翼仲蹈海而死。其绝命诗上云：‘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彭君于洪宪帝制时，曾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超然长逝矣。”——什么人这样震动了年轻的周恩来?     

关于馆藏民国档案几个问题的思考

民国档案是我国民国时期(1912——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记录，是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中非常珍贵而重要的档案。如何管理和开发利用好这部分档案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笔拟对此作一探讨，仅作引“玉”之“砖”。     

民国时期浙江金融巨擘——金润泉

金润泉(1878-1954),字百顺,浙江萧山金西桥人.幼时家境清贫,14岁至杭州盐桥乾泰钱庄当学徒,工作学习都很勤奋.1908年任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1913年筹办中国银行杭州分行,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经理;1921年升任经理连任至1951年;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1952年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撤销后,任总处赴外稽核;1954年在上海病逝,终年77岁.     

巴黎和会期间的顾维钧

在国际问题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能称得上职业外交家的外交官寥寥可数。顾维钧，这位民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以儒雅之风度，雄辩之口才，开阔之胸襟，超党派之原则，民族大义之情怀，成为这寥寥可数的职业外交官中尤为杰出者。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文学出版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出版界的“执牛耳者”,凭借专业的编译队伍和坚定的文化信念,出版了大量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以域外翻译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为核心内容,充分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并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出版特色,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现代文学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民初的版权文化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出版业重要转型期,西方现代版权思想伴随“西学东渐”潮流传入中国,与中国古已有之的版权保护萌芽交织.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兴民营出版机构面对其时严峻的翻印、盗版局势,着力推动版权由人治向法制、由出版者本位向著作者本位转变,并为切实推动版权保护积极组建同业联盟.一系列的版权实践也构成中国近代版权文化发展的强大源流之一,推动中国版权文化由古代萌芽向近代意义的历史蜕变.     

民国时期商业广告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涵化——以《东方杂志》商业广告为例

民国时期的商业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活动,深受西方广告意识与经营理念的影响,但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新旧更迭、中西碰撞的特殊时代造就了商业广告文化的色彩纷呈.作为中国近代期刊史上存世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性综合杂志,《东方杂志》曾刊发过大量商业广告.这些广告成为近代全球交往格局中西文化冲突与涵化的缩影,其商业广告投射出了基于中西文化民族认同和价值观认同的文化冲突,也展现了从中西并立到求索中西文化之调和的过程,呈现出多元文化碰撞与交织的时代特色,体现出民国时期文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