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经历了上阶段;休养民力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困难与发展时期（１９４１－１９４２）,提高与自给自足时期（１９４３－１９４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政策,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从北宋《瘟使供养图》看客家驱瘟防疫民俗

瘟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包括鼠疫(黑死病)、天花、麻疹、水痘、霍乱、疟疾、埃博拉、SARS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等.据统计,我国历代共发生了589次疫情,其中西汉17次,东汉18次,魏晋96次,南北朝20余次,隋唐16次,两宋50余次,元代12次,明代64次(一说23次),清代300余次(欣正人:《瘟疫与文明》,山西...     

边区工业之父——沈鸿

1985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联合国世界产权组织决定：授予我国发明家沈鸿金质奖章。表彰他在发明创造活动中的贡献。沈鸿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在抗日战争延安时期,他领导并自己动手设计、创造了许多机械,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农林政策的历史价值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边区政府发展农业科技是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环节,从而边区政府实施各种农业科技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使边区的农业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间接支援了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救灾法规文本探析

1941年7月晋冀鲁豫地区的太北、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619。1942—1943年,边区一带发生百年奇旱,冀南、冀鲁豫、太行的五、六分区普遍歉收。冀鲁豫区有重灾村1050个,轻灾村有580个……30万灾民,已经到饥饿的边缘了。1943、1944年,继大旱之后又发生了空前的蝗灾,波及6个专区32个县[2]243。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本已困难的根据地经济更加恶化,边区进入非常困难时期。     

黑龙江省档案局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档案局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

中国档案网：7月2日至6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档案局代表团一行五人在舍夫奇克局长率领下,到黑龙江省档案局进行为期5天的工作访问。双方举行了档案领域交流合作会谈,在扩大合作交流范围、深化交流合作内容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就一些交流合作的具体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时签署了2013年度交流合作计划。     

湘鄂渝黔边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框架的组成部分,阐述了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的含义与类型,提出了欠发达地区的五种信息服务模式,即“政府农业部门＋信息服务点＋农户”型、“政府农业部门＋农村信息员＋农户”型、“村基层党组织＋农户”型、“高等院校＋农户”型和“大学生村官＋农户”型。并对每种模式的组织方式、服务内容和传播渠道进行了论述。     

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

明清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使湘赣边区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土客矛盾、地方主义、宗族主义及宗派斗争等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党内路线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对苏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杀即为集中体现和爆发.这一事件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远远超出了个人命运悲剧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范畴.以湘赣边区为场域,将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实践在地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也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     

抗日烽火中的“冀南银行”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和腥风血雨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冀南银行,后来被人誉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摇篮"。回顾冀南银行成长的历史,在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领导以及广大军民的支持下,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极不平凡的历史。创办冀南财政经济学校     

冀中区第一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照片简介

今年是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成立75周年,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珍藏一张1938年5月冀中区第一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合影,这张照片包含着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1937年10月14日,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宣布起义,从此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