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文化对西方古典童话的渗透

通过对西方古典童话中三类典型人物形象的简要分析,揭示并批判了西方父权制社会男权文化观念对古典童话的影响和渗透,并指出今后在解读和研究西方古典童话时所应持有的态度,以此来指导未来儿童文学的创作.     

女性话语的身体性

身体在伊瑞格蕾（Irigaray）的“女人话”（parler-femme／female language）,西苏（Cixous）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women＇s writing）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符号界”（the semiotic）理论当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前两者所强调的女性话语依然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女性身体基础上的,因此在颠覆男性-意识／女性-身体这个西方传统二元对立项的同时又无形中使之强化。克里斯蒂娃则摆脱了本质主义的身体,倡导回归母性空间和身体性的符号界。这就取消了原有的二元对立,使女性话语成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介入的反男性中心话语和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     

《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的人性挣扎

对于克洛德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常常有这样的核心语句：“副教主的外表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但心灵却是多么邪恶毒辣”,“他本质上是一个纵欲主义者,他对爱斯梅拉达的追求是一种‘罪恶的情欲’”,“作者虽然通过他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本质,但将他写成一个牺牲者是为他开脱罪责”,等等。     

灾难报道中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

一、概念解读1、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体为了公共利益,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采访、写作、报道、发表新闻信息的自由。①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诗人约翰·杰斐逊的出版自由观点衍生而来。     

联邦主义的宪政诉求——以1922年湖南省宪为例

在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代表联邦主义宪政的湖南省宪以其分权制衡、地方主义和倚重民权的宪政理念、制度设计,显示了联邦主义者寻求建立民主、稳定、统一的宪政国家的宪政诉求,其进步、合理成份应当肯定.而联邦主义与近代中国国情相背离的国家结构观和制宪技术的某些局限则值得反思.     

论思想政治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 (一)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主题提出了新的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价值目标的确定.但这种目标能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理想信念.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发挥得如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思想政治工作应围绕这一目标和主题,宣传和谐理念,普及和谐知识,营造和谐氛围,丰富和谐内涵,推广和谐理念,普及和谐精神,创建和谐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和谐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和谐精神力量,满足人们和谐社会的精神需求,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舆论环境、思想保证、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亲属相盗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意旨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我国司法解释关于亲属相盗问题的规定,超出了刑法文本的界限。要想消除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紧张关系,应该对刑事法律条文做相应的修改,使亲属相盗在刑事法文本中有不同于一般盗窃的规定。     

试论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凯斯.R.桑斯坦作为美国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家之一,以独到的视角归纳总结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部分涉及宪法适用争议的复杂疑难案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即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基于美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及特定的政治环境而产生,对于某些复杂、疑难的宪法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从而促进了审议式民主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类似于美国的多元化的社会现实,而司法最低限度原则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反共主义与干涉朝鲜战争的决策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天然对立以及美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美国的反共主义特别强烈。长期以来,反共主义成为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战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高举反共的旗帜,并制定了以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目标的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决策就是在这种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也可以说反共主义是推动美国决定干涉朝鲜战争的主要因素。     

艺术的"祛魅"与大众的舞台——试论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然而,以审美主义为价值标准难以挖掘大众文化本身所蕴藏的丰富美学诉求。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为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他认为每种艺术样式和审美价值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我们对待艺术的生存困境与对新艺术形式的评价应在承认客观现实前提下探究和思索,这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颇富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