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对“辞达论”的承继和发展

王世贞早年重“辞修”,晚年承继孔子、苏轼“辞达”论,以境界、自然阐发“辞达”之旨,将“辞达”提升至一新高度,袁宗道等对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存有误解,以“辞达”反驳王世贞,实有隔靴搔痒之嫌。     

论吴晗《金瓶梅》作者研究的贡献与失误

《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身份为谁,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一说,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通过对历代笔记、野史中有关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和附会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后彻底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但随着"金学"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我们重新审视吴晗的研究,认为他的结论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有明显的失误,其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文献文本上看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这是受当时条件所限,未能把握《金瓶梅》独特艺术导致的结果。     

“嘉万三杰“与阳明心学

嘉靖至万历年间,张居正、王世贞、李上昌吾大抵为“同龄人”,他们受到阳日明心学的影响,但又都不是完全的心学信徒。论家世和地位,李贽不能与张、王相比,但李贽的经历使他对人生之体味、生命价值之探索,达到了常人不可企及之深度。他关注民瘼的思想和行为,说明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狂人。     

浅谈“人比黄花瘦”

李易安《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中的“人比黄花瘦”这句,历代评家多有叹赏,基本上都对句中“瘦”字称妙。明·王世贞的意见可为代表：“词内‘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又‘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瘦’字俱妙。”（《翕州山人词评》）但叹赏虽多,作进一步分析者几乎没有。近代的评家论述的多了一点,但又多是就词论词,从词作的创造性、映衬手法和音律上做文章。笔者则认为这一“瘦”字体现着一种既是时代的,又是独特的一种审美情趣。     

王世贞《曲藻》戏曲理论初探

作为明代戏曲评论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世贞的《曲藻》在明代曲论由教化论向舞台论、由零碎阐述向综合研究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历来戏曲批评家对《曲藻》给予的关注甚少。本文试图通过对《曲藻》的客观分析，给予王世贞在曲论史上一个较为公允的历史评价。     

李唐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研究

李唐作为南宋四家之首,承担着明代王世贞所谓传统山水五变之一的“刘李马夏一变”,其在传统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为什么李唐在北宋时生活了近八十年,画风几近成熟,却一直默默无闻,典籍很少记载？在南宋时,他的活动年限不过短短几年,却又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历来论者少有论及,     

王世贞篆隶书学观的影响和价值

王世贞是明代文坛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征明及其弟子的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论王世贞诗文主张的形成与后七子的结盟

作为明代后七子复古运动的领袖之一,王世贞复古思想的形成既有很大程度的被动因素,又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因素,李攀龙的影响是王世贞思想启蒙的根源,而后七子的结盟则最终从多个层面促使子其复古思想的全面形成。     

论王世贞的词学观

王世贞以"乐府"观念论词,注重词体原生态。他首次对词体"正变"概念进行较完整的阐述,并以"一代之文学"观念论词体盛衰,另一方面又重五代北宋而轻南宋。他认为词应"近情"、"近俗",同时重视词的语言艺术美。他卑视词体,以词为"诗余",为游戏消遣之具,是站在正统文学立场上的词体价值观。其词学观既有精辟深刻处,又有偏激主观的一面,对中晚明词学观念及词风都产生较大影响。     

《金瓶梅》成书新证

以往持《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说”者，多认为成书于嘉靖年间，近年查阅王世贞文集，新发现一些材料，可否定嘉靖说，而确定其写于万历九年至十一年，书成于万历十一年至十七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