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班固《汉书》的编撰思想

班固是东汉时期史书编撰大家,他的编撰思想不仅丰富,而且自成体系."宣汉"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编撰思想的核心."断代"、"崇儒"、"会通"、"切世"都是其"宣汉"思想的衍生物."断代"思想催生出<汉书>"断代史"体例;"崇儒"思想使班固编撰<汉书>以儒家思想为是非准绳,"会通"思想生成了班固"上下博洽"的编撰方法,而"切世"思想注定了<汉书>具有明显的为东汉政治服务的特征.正是由于班固有着丰富的编撰思想和较为严密的思想体系,<汉书>的编撰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书>一经编就即成史学经典,对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至为深远.     

《汉书·艺文志》"歌诗"考论

《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歌诗》著录了歌诗二十八部,三百一十四篇。《诗赋略·歌诗》中著录的歌诗,基本都是乐府诗,可按其民歌性质进行分类。第一类诗既有郊祀乐,又有文人诗。第二类是被冠以地名的无主名歌诗,即乐府民歌。班固《汉志》开始将文学从史学和经学中分离出来,将歌诗专列一类,但是,不像其他五略的各个种类,《诗赋略·歌诗》并无叙论,班固未曾对赋及歌诗各个种类作出阐释。儒家正统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强烈是其未作阐释的根本原因。     

从“事势”看班固《汉书》的选文观

“事势”一词,出现在西汉公文巨擘贾谊著作《新书·数宁》的开篇,意指国家大事和当前形势。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8篇《新书》（亡佚《问孝》、《礼容语上》）中,“事势”则作为一类文类而存在。《新书》的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中,除《权重》未标类属外,在题下均标有“事势”字样,意指该文属“事势”类,共计31篇。根据《新书》内容,大体上可推断出,“事势”类多涉及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即是对时政发表见解、专论时弊的疏奏组论,故《权重》也应划为“事势”类。     

班固的史志目录学考略

史志目录即是中国古代正史、其他史书及地方志中的目录。为此,在分析《汉书·艺文志》与《七略》所蕴含目录学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学的先河,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名著心血知多少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 1 5个春秋。班固写《汉书》花了 2 0年心血。王充写《论衡》费了 30多年精力。许慎写《说文解字》花了 2 2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花了 1 9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 2 7年。徐宏祖写《徐霞客游记》花了 30年精力。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用了 2 0年时间。顾炎武写《日知录》花了 30年。名著心血知多少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理论界认同司马迁而贬斥班固。比较起来,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班固《汉书》引用《诗经》浅析

《诗经》作为中国诗歌文学的滥觞,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学和思想内涵。班固所撰《汉书》,不仅有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引用了丰富的《诗经》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先秦与西汉《诗经》学的重要文献。本文试从引用次数统计,引用的方式、特点及引用的意图、形成原因等不同角度浅析《汉书》引《诗》的状况。     

董仲舒对策之年考辨兼答孙景坛教授

对于董仲舒对策之年,历来有多种说法。这诸多说法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矛盾,给后人钻了空子。孙景坛据此认为董仲舒对策是班固的伪作。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是由于后人误读史料造成的。《汉书》把董仲舒对策之年系于元光元年五月和《史记》的记载并不冲突。这从方法论上给历史研究一个启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是不能轻易改动严谨史学家所留下的史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