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批评性报道的新闻思想

邓小平新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关于新闻传播的观点和学说的理论体系.虽然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专业新闻传播,但他对党报和党领导的媒体工作有过许多指示、讲话,从中可梳理出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特点等新闻思想,并且邓小平把新闻工作归入政治思想工作,在那些与新闻宣传有关的思想政治战线方面的文章和论著里也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他的新闻思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和最权威的领导人,邓小平在从党和国家建设的大局考察新闻传媒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要成为国内外受众沟通对话的渠道、新闻宣传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远见卓识,并渐成体系,形成完整的邓小平新闻思想.本文主要从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实施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论述邓小平新闻思想,体现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打开"政策之窗"

一在众多的公共问题中,只有一部分在特定时机下才能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这就像存在一扇窗户,只有这扇窗户开启时,公共问题才有可能通过它进入房间,列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金登把公共问题引起决策者注意、并进入政策议程的机会称为“政策之窗”。相对于最终决策,“政策之窗”是     

新闻定义的历史演变

新闻定义的产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本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中西的新闻定义为对象来分析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对新闻定义的存在环境进一步认识，探讨新闻定义形成的规律，从而促进新闻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闻修辞的策略和底线

修辞学的转向与新闻修辞 “修辞学转向”的出现是20世纪新修辞学与其它众多学科如语义学、交际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修辞学发展的无限潜能——修辞无所不在。新的修辞理论开始强调修辞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及其巨大的实用价值。修辞学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畴，将关注视角延伸至几乎无所不包的人类交际行为。修辞学转向后，开始与现实紧密相连，关注生活中各种话语的研究，出现了对广告话语、各种非真实话语的修辞研究。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信息流动形式，新闻话语理所当然也受到了修辞学家的关注。     

为我国广播影视发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评我国首部广电蓝皮书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和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等历史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与此相适应,我国广播影视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换,从传统传媒向现代传媒转变,从计划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型转型,这是当今我国广播影视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也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广播影视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广播影视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整体转型时期,…     

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     

中国根基世界眼光--读杨保军新作《新闻理论教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基本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沦证新闻学基本理论的科学性方面，杨保军先生的专著《新闻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堪称是一项新成果、新收获。该书在体系与内容等方面都透出诸多新意，是一本值得关注的专著。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文化现状——来自两省一市三县的实地调查

根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文化现状,并针对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日本的文化产业政策及运作

日本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展文化产业,但政府主导的特点也很明显。大力支持和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产业提供方便,制定相关鼓励政策,是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1、政府积极推动并倾力支持。1995年确立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重新进行审视,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研究对象的变换何时了?问题之争有多大的必要性?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研究对象与图书馆学成熟的关系如何?是多研究些“问题”还是多谈些“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