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非纯正数额犯

非纯正数额犯,作为经济刑法学中的特有概念,是指仅将犯罪数额作为某种行为成立犯罪的选择性要件的犯罪。即使某种危害行为的所涉数额没有达到起刑点标准,但如果符合了刑法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仍然可以构成该罪。文章对非纯正数额犯进行了论述。     

保证金制度适用中的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实行保证人制度或者保证金制度在实行后者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对适用保证金的对象,原则上可界定在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内,但对患有严重疾病和怀孕及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且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即使其行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可以先行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收取保证金的数额,应兼顾案件的全部情况及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确定保证金的数额,应着重分级确定原则,保证金具体数额及幅度确定的原则为依据。]     

共享经济时代下“使用盗窃”行为可罚性之证成

使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表现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应当全面承认其可罚性。使用盗窃的本质在于对财产使用权的侵犯,伴随财产价值由财产所有权向使用权的转移,认可对其保护是法益开放性的要求。作为不可罚依据的排除意思,在我国刑法语境中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又可能导致盗窃罪保护范围的不当限缩,不应当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超过要素存在。使用盗窃可罚性的基础在于该当盗窃罪构成要件。财物的事后返还作为使用盗窃的犯罪学特征,只能作为量刑因素,不影响盗窃罪的认定。损失数额应按照同类财物的替代成本计算,以保证罪刑相适应。     

青少年盗窃犯罪原因的心理分析及预防

当前,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盗窃犯罪的比率相当高,而且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与其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相结合发生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是主观与客观的消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退赃案件的证据学分析——威格莫尔证明图示在陈培根受贿案中的应用

前广东省恩平市副市长陈培根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家属退赃数额多于检察院指控的以及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数额。从证据学的角度看,"退多判少"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认定受贿数额的司法证明活动存在证据短缺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事实认定的模糊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证明不受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制约。威格莫尔证明图示有助于理清案件现有证据及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展示证明思维的合理性,反思证明过程的规律。     

熊猫防盗公司

特别报道：纯净美好的童话镇近日频频出现盗窃事件,小镇上人心惶惶,纷纷订购防盗产品。在这里住了一百多年,从没想过还会用上这东西。刚买了一把防盗锁的乌龟大爷这样告诉记者。到底这次的盗窃事件是何人所为？凶手是否会被抓获？一切答案就藏身于下文中。     

通信线路防盗报警系统

依托中心网管监控平台,通过安装在交换局的呼叫发生装置与模块局、楼宇配线架的呼叫接收装置之间的信号反馈技术来组建一套完善实用、功能强大的通信线路防盗报警系统可以有效的监控线路安全,威慑犯罪分子,减少电信运营商运行维护成本,提高通信线路运行稳定性.     

结伙盗窃仅望风是否构成犯罪

小新出生在浙江沿海某县城,他曾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后来,父母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父母离婚后,小新跟随母亲生活。小新认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一定要帮助母亲挑起家庭的重担。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小新在外面也是处处争强好胜。     

好人和骗子的博弈

1950年,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做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把他们分开审讯,并分别向他们开了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疑犯彼此＂合作＂）,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     

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确定研究

惩罚性赔偿金之赔偿数额的确定争议颇大,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采用了固定倍数的赔偿方法．其在赔偿基础和比例上都存在着缺陷。惩罚性赔偿金之赔偿数额应采用几率倒数倍数与固定倍数相结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