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实体法理论基础是惩罚性赔偿的制裁与威慑功能理论,程序法理论基础是诉讼担当理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审慎原则和适度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法定倍数赔偿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造成后果、获利情况、经济承担能力、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责任等进行综合考量,确定相对合理的惩罚赔偿数额。     

浅析多次盗窃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交叉并存的情况甚为多见,对多次盗窃构成犯罪情况下认定累犯后罪案发的时间点如何选定一直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判断多次盗窃是否构成累犯,后罪的案发时间点应当选择盗窃犯罪行为的案发时间,而不是违法行为的案发时间.这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又避免了对犯罪行为的重复评价,兼具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时鲜素材巧运用

(一)《工人日报》刊登文章说,云南省昆明市举行听证会,拟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为一万元奖金。近年来,频频爆出一些地方"政府重奖"之类的新闻,其奖金数额之巨大、奖励理由之奇怪,常令人惊讶不已。     

我国刑法犯罪数额分类及立法模式完善

犯罪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量,可分为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指向数额、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立法数额与司法数额。刑法上犯罪数额立法采用《国家赔偿法》模式,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国家上年度人均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有助于统一犯罪数额的标准,保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偶发性事件不宜这样“真情再现”

常看到有的电视新闻中出现匪夷所思的画面,明眼人一看就会问：记者和歹徒怎么会同在一个房子里？实例1,报道某公安局经数夜蹲坑守候一举抓获重大盗窃矿山设备犯罪嫌疑人。电视新闻的画面镜头这样安排：     

一个贪官离奇的受贿心态

作为学者型官员，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的受贿有些与众不同。虽然受贿数额只有区区50万元，但却带有中层官员“有权受贿无权办事”的普遍特点。他对“拿企业钱”的观点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算受贿，拿钱先不办事，等别人把事办成之后自己落个顺水人情，事情不成就把钱退给人家，反正自己不出头，     

“制度的脚步”为何追不上“腐败的翅膀”？

甘肃省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顾慧娟因涉嫌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2300万元．给国家造成3．6亿元损失而被押入牢狱．她也成为建国以来涉嫌贪污数额最大的女硕鼠。据有关人士介绍．如果不是国家审计署兰州特派办的审计，顾慧娟能否被发现并查处很可能还是未知数。国家公诉人在法庭陈述时认为．顾慧娟案反映了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等漏洞。对此不少公众质疑：为什么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就不能制约一个贪官的腐败行为?     

明成化年间北京城市人口数额初探

关于明代北京的城市人口数额，新宫学、韩光辉、曹树基以及笔者曾先后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对于天启元年(1621年)为编排保甲而进行的北京城市户数统计，都给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估测明代后期北京城市人口的基础数据。但是，对于明代前中期的北京城市人口数额，研究者只是根据间接、零散的数据，分别对永乐、洪熙、正统年间的人口总额做过一些猜测，而并未发现直接的统计性证据。尤其是对于景泰至正德之间的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甚至连最基本的估测亦未进行。     

让安全的警钟常鸣--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遭窃想到的

2003年10月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生一起馆藏档案遭窃案件。这一案件的发生，为国家档案的安全保管再次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