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府学”文化的数字校园建设构想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小学兴建于1368年,至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是集庙(大成殿)、堂(明伦堂)、阁(奎星阁)、祠(文天祥祠)等传统文化建筑于一体的现代学府,也是当今唯一存有孔庙的现代学校。府学与教育结缘源于孔子,构成了代代学子文化生成的起点,影响着一代代府学人的精神气概。中国传统文化是府学文化的奠基之根。学校坚守     

诸葛亮木牛流马制造地考辩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的奇创,对于它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它的制造地众说纷纭,《三国志》、《水经注》等说在"褒城县黄沙戍",《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说在"景谷县木马山",《事物纪原》说在"江州",《三国演义》说在祁山附近的"上方谷"。通过考察辨析,提出:"木牛"和"流马"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制造;《后主传》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均可成立,二者没有矛盾,即亮建兴九年出祁山使用的"木牛"在利州景谷县木马山制造;建兴十二年出斜谷使用的"流马"在梁州褒城县黄沙戍制作,其高承"创制于江州"和罗贯中"在上方谷制造"的断言,或论据不足,或无据可考,皆不足为信。     

中国儒家思想在小说《伊浓》中的体现

《伊浓》是2010年普利策奖获得者保罗· 哈丁的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查理· 克罗斯比在失去女儿凯特后的人生经历.深受美国超验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哈丁在描述伊浓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际关系时,体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是爱亲人、爱众人、爱天地万物的"仁"的思想,以礼待人、讲求忠恕之道的"礼"的思想,以及讲诚信、重信用的...     

化性与正礼:《荀子》中所见的尊师作用

《荀子》中多贯穿"师"与"士"以及"教"与"学"等理念,其强调师道尊严可见一斑.书中表现出对师的极度推崇,从外在方面看,这与荀子时代纷繁的世态相关;从内在逻辑来分析,则与荀子主张的性恶论相一致.《荀子》中表明学生应该从遵师言、近老师,重师法、忠于师,积微渐化和虚壹而静等方面来尊师和捍卫师道尊严,而这在后世愈演愈烈.就《...     

“人而不仁，如礼何？”——简论孔子与荀子说礼的一个差异

礼是荀子承继孔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二子对如何推行礼有不同考虑。孔子在治教分离之际以“仁”说礼,将“仁”扩充为礼的精神内核,诉诸人的道德自觉,为恢复传统制度确立内在的道德根据。荀子说礼则强调礼法、君师,试图提供一种弥合治教、重归“治教合一”的方案而使大道遂行。二子说礼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面临不同的政、教环境,因势而为说。     

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以社会控制理论的方法探析先秦射礼的社会治理行为,认为:基于权威关系、核心利益以及情感号召基础上的强制、交换、动员等社会控制要素,在从大射仪到乡射礼的社会治理路径上存在着不同的分配与行使机制。"君与"的大射仪通过意识形态的施压、推行"知识体系"和树立"模范"标杆为强制手段,以"身份"和"资本"交换贵族的"中"与"忠",结合内在动机的激励式动员,达成了表彰"国家意志"的准集权式强制型治理形态;而"君不与"后的乡射礼则是立足政策规范,以"兴贤能"的号召、塑造"社会背景"以及引导自我操控等动员形式为举措,辅之以"禄仕"和"射义"作为民众"道德"与"君子"的回馈而实现的体现"地方行动"的分权式动员型治理风格。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践行了一种准集权式的强制型与分权式的动员型治理共生共存的社会治理模式。     

“礼之用,和为贵”——谈乡射礼中的“和”

<正> 《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尽管"礼"是被用来处理上下、左右、内外各种事物的行为规范,往往被人们理解为主要功能在于区分,突出强制性,但是礼实施的最佳境界却是和谐。下面以乡射礼为例阐     

孔子人性论

中国人性论大约从西周初年开始萌芽,西周春秋时期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人的"性"和"情"。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研究是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始的。孔子对人性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开启了由礼入情的学术通道,为儒家后学深研人性打开了一个窗口。孔子还就以礼饰情、以礼节情以及人性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习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精辟见解。孔子对人性的探讨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在他的身后形成一股绵亘两百多年的人性论思潮。     

山东章丘的丧葬风俗及其对先秦丧葬风俗的保留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山东章丘的丧葬风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并对其中与先秦三礼相关的部分进行了比较分析,归纳出章丘丧葬风俗的主要特点。最后比较山东章丘、费县以及陕西岸底的丧葬风俗的异同,指出三地的相同之处一定程度上源于先秦丧礼对后世的影响,而不同之处则体现了各地的特色。     

浅析汉代儒学的发展特征

汉代儒学是古代儒学与阴阳家、道家、法家融合的产物。它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保留了传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实质与核心,但自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使汉代儒学适应了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儒学取代道家的黄老之治成为汉代正统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它一方面教导人民顺应天意,另一方面大力总结社会统治技术,宣扬君权,天子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世俗性、制度化的特点,在汉代统一的背景下成为大一统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