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林氏与唐代福建文化的振兴——林蕴《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考论

《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是福建名士林蕴为其父林披所作,碑文包含了中唐福建社会变迁的史实,是研究中唐以降福建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过对碑文的考析,揭示了在中唐变革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林氏一家与江南文化圈的关系,以及以林蕴、林藻、欧阳詹为代表的闽中士子群能够率先走出福建,融入主流文化的原因。通过碑文与相关文献的比读,进一步揭示科举考试刺激下唐代福建文化的文学特质。     

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

从科举文化学的视角而言,"考试"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从科举考试诞生的1300多年看,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随着考试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乃至世界考试文化圈。其中最有文化张力的是"科举"和"高考"(准"现代科举"),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在其运行过程中,筛选、传承并创新着中华文化。     

《诗经》战争诗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成为了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情感。这在《诗经》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中有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忧患,有对奸邪当道、社会不公的忧患,有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忧患,《诗经》因此而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     

明清时期失意举子的职业走向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失意者中的许多人转变为私塾中的教师,塾师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庞大的阶层,尽管这些人的经济地位相差很大,但却在总体上、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教育的普及。此外,许多落第者走进三教九流之中。科举制度由此突破了选官的局限,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科举时代应举资格探微

科举时代科举制度一直充当着历代政治官员选拔的主要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具有一定的应举资格无疑是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通过考察科举时代应举资格的政策规定,发现作为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制衡器,科举制度本身要时刻从属于社会的利益,同时应举资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向.     

科举"岁时"民俗的形态、仪式与内涵——以福建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作为地方旧志风俗卷的重要考察对象,出现在风俗概述与"岁时"条目中,反映出官方对地方科举风气的重视及科举对民俗社会的影响.以福建为例,其旧志存录有上元"延师礼"、二月初三"文昌诞"、暮春"光斋"(浴沂会)、七夕魁星诞、中秋博饼等科举"岁时"民俗类项,形成了独特的仪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呈现了崇儒重教的地域文化、乐群好礼的伦理关系.方志对科举民俗的书写,除实录外,还有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的用意.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算学何以成为洋务时期教育与科举改革的突破口

洋务时期,迫切需要变革传统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以培养和选拔适应时事的新式人才.为了培养精于洋务的新式人才,算学率先被纳入到新式学堂的课程体系当中;为了选拔胜任洋务的新型人才,算学重新被列入到科举制度的取士科目当中.在推动教育与科举改革的过程中,算学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出于观念、传统、现实等方面的考量,洋务派把算学作为推动教育和科举改革的突破口,期望通过算学优先学习和开设算学科,把近代科学知识纳入到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知识体系中.此举对后续的教育改革、科举改革和文化转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