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贡院与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

河南贡院,河南科举考试的场所,在历史上历经变迁修复,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地,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来源之探究

近代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种与传统士人有较大差别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应科举,更重要的是为国求富求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崇尚科学,主张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工商业。他们反对科举,主张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他们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留洋学生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一大来源。一些洋务官员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已认识到留学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一条捷径,1865年奕訢等“议派旗兵前往外国布置机器局中,学习制造”但怕遭到攻     

废除科举百年，我们要省思什么

2005年09月04日《新京报》：100年前，即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在科举消失的100年间，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反思科举的问题和价值。站在中华明历史的长河里，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大背景中，我们确实需要对科举的作用和价值再做负责任的历史沉思。     

也说“科举式教育之终结”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了，“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深入贫困地区农民心中了——中国《新闻周刊》这组影响巨大的调查性报道，最近仿佛又有个“深度版”，那就是“考研降温”：刚刚结束的2007年研究生招考，与往年相比，全国考生人数仅增加7000人，明显低于往年的增长幅度。     

王国维并未参加两次“乡试”

人们一般都识认为王国维参加过两次“乡试”，事实上他只参加一次“乡试”，那唯一的一次也是通过走捷径，王国维在科举试场上极为不顺，分析其中原因，我们可以窥见他自开始读书时便与社会读书气氛格格不入，他对应试内容极为反感，不屑于八股时，却醉心于史地考据，义无反顾走他、独学的道路，以此成就了他日后的学术地位。     

莆田林氏与唐代福建文化的振兴——林蕴《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考论

《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是福建名士林蕴为其父林披所作,碑文包含了中唐福建社会变迁的史实,是研究中唐以降福建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过对碑文的考析,揭示了在中唐变革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林氏一家与江南文化圈的关系,以及以林蕴、林藻、欧阳詹为代表的闽中士子群能够率先走出福建,融入主流文化的原因。通过碑文与相关文献的比读,进一步揭示科举考试刺激下唐代福建文化的文学特质。     

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

从科举文化学的视角而言,"考试"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从科举考试诞生的1300多年看,它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随着考试文化的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乃至世界考试文化圈。其中最有文化张力的是"科举"和"高考"(准"现代科举"),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在其运行过程中,筛选、传承并创新着中华文化。     

明清时期失意举子的职业走向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失意者中的许多人转变为私塾中的教师,塾师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庞大的阶层,尽管这些人的经济地位相差很大,但却在总体上、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教育的普及。此外,许多落第者走进三教九流之中。科举制度由此突破了选官的局限,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科举时代应举资格探微

科举时代科举制度一直充当着历代政治官员选拔的主要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具有一定的应举资格无疑是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通过考察科举时代应举资格的政策规定,发现作为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制衡器,科举制度本身要时刻从属于社会的利益,同时应举资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