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高考论争与科举隐喻

用科举的命运、功能及其价值来隐喻高考,是当代高考论争中的普遍现象,更凸显了高考制度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但是,科举隐喻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简单地从科举废除到高考废除的观点存在着从相似性到同一性的冲突。在高考改革实践中,我们需要直面高考问题,走出科举隐喻的怪圈。     

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

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尤其是东佳书堂(义山书院),乃我国早期书院发展的规范化的标本。早期书院始终普遍存在修德(家传教义)应试(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是有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科举与家族:墓志所见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兴起

王氏家族是北宋临城的名门望族,族人王鬷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王氏家族的兴起和北宋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宋朝重文轻武,以科举取士为主要选官方式。社会各阶层都重视科举,平民寒士甚至视科举为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唯一选择。王氏家族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依据新近出版的《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结合宋初科举大发展的历史背景,详细论述了科举仕宦与王氏家族兴起的关系。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2006年10月27日，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和上海嘉定博物馆主办的“科举文仑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嘉定隆重召开。这是继2005年科举废止百年，由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胃际学术研讨会”后，又一次科举学术研讨的盛会。     

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翰林院频繁复试、中书舍人复核制度以及御史台监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礼部贡院的权威性,分割了礼部贡举的权限,以致举子轻视礼部知贡举,频繁诉讼贡院考试,从而促成了在礼部贡院之上新的一级考试——“殿试”的诞生。     

呼兰教案对黑龙江科举的影响

科举取士在国家为求人才，在个人为求入仕。沿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式。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它在形式上是公开的、平等的竞争。“呼兰教堂交涉案”被停考了五年。光绪末年因外国洋教进入中国，遍地兴建教堂、拢教民。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呼兰教案”。     

吴汝纶与我国近代教育创新

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吴汝纶，在清朝末年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兴“西学”、废科举、办学校的主张。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推进我国近代教育创新功不可没。     

从策问看权德舆对中唐科举教育制度的评骘与主张

权德舆,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一生三掌贡举,擢进士"七十有二",选拔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精英,为中唐网罗人才、奖励贤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权德舆思贤若渴,希望选贤予能,从善如流。他的策问中,时时反映出他秉公持正、鼓励选贤予能的用人态度。同时,也有不少对科举教育制度思考的话题,比如对选举制度流弊的思考;对如何选拨人才的思考等。不仅如此,权德舆还针对当时倚靡的文风作了相应的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