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举及第者考述

文章依据现存史料,主要是利用近年来公布的《全唐文补遗》等墓志资料,对唐代14位武贡举及第者的资料进行整理,同时对考生年龄、分布、身份,以及武举人及第时间、授职和终官、武贡举与武制举的区别等情况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日照丁氏家族科举鼎盛原因之探析

日照丁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科举鼎盛。其取得科举成就的原因主要有日照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丁氏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独特的家族教育和族人的刻苦攻读以及对科举经验的总结等方面。     

时来风送塍王阁——“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发言

在中国科举制废止整整一百年之际召开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像有的专家在会上形容时间恨短所引用的行话那样：“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在“考”完即将出场之前，由我来作一会议总结。     

欧阳詹与科举

福建泉州的欧阳詹,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唐代第三个进士及第的福建人,也是经科举进入朝廷任职的第二个福建人。这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福建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诗歌和文论反映和关注唐代的科举,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举考试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     

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科举是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宋代,随着科举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加深,国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方法,更将其作为调整、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工具。与不同政治倾向当权者频繁的社会改革相配合,科举制度也进行着时左时右、时保守时激进的改革,认真总结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实行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闽台科举与福德神

福德神是闽台地区非常普遍的民俗信仰之一。尽管“人以神佑”的信仰模式同样存在于闽台福德崇祀之中,但因科举人物的“加持”而使福德神“神以人显”的例子却并不鲜见。清代时期,福建漳州府平和县黄田村的三品按察爷伯公、漳州府龙溪县九湖镇的宰相官帽九龙岭土地公和台湾府彰化县的翰林官帽文德堂土地公,便是通过科举而实现了由“人以神佑”到“神以人显”的华丽转身,成为迄今颇具影响的地域性土地信仰。     

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

科举制度既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选官制度。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意味着传统的仕进之路的断绝。但是，由于科举存废问题的长期反复所形成的心理准备，所以科举遽废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科举废止后，各种学堂迅速增加，士绅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相应的位置。当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士绅阶层发生了分化和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论唐代科举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其参政议政资格一经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便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然而由统治阶级自行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现象,却无力解决社会的顽症。更兼政治派别斗争,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自然受到制约,并不能挽救唐王朝覆灭的命运。     

科举学的文学视角

从学视角考察科举学，可以看出科举与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中国古代考试诗、学体裁和题材，还是人挥之不去的科第情结，都说明科举与中国古代学息息相关。     

论科举与古代书院的起源——以唐代江西家族书院为例

从唐代江西桂岩书院和东佳书堂来看，科举是促使书院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科举与家族书院联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唐后期维护家族稳定和提高家族声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