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大学章程建设,保障大学依法施教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教育经历了重重变革和跨越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大学如何自治、实现依法施教的问题仍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大学章程是大学自治的重要保障,被称之为大学内部的"宪法"。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学已经开始探索制定自己的章程,并显示出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和社会效应,但仍有明显不足。在此,笔者将从大学章程建设的原则、主体和内容上谈如何规范大学章程建设,让章程制定更科学,内容更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大学章程国际比较研究

大学章程对高校执行机制设计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目前,国内外大学章程设计主要为两种模式,分别为:行政外推、组织内生。由于我国早期设计大学教育章程设计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多种章程设计维度缺乏可执行力度。鉴于此,本研究借鉴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章程设计方法,解析了其中的问责监督机制、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责任等问题。希望通过中西方对比,借鉴国外经验,改善我国大学教育章程设计维度和践行路径。     

海洋生态补偿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海洋生态补偿是为了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这种补偿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更需要国家法律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保驾护航。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是对海洋生态补偿的行政法规制仍然存在实体法缺位、程序法缺位、问责制缺乏、补偿制不到位等问题,应当尽快从补充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行政法规制。     

生态环境执法中警察权规制研究

警察权作为预防、打击、惩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力量,兼具日常监管的行政功能。由于公权力对于私权的保障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面对这样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权力,如若不加以严格规制,极易造成公民合法权利受损。目前,随着警察权介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愈深,其立法模糊、衔接性不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等问题愈加突出。建议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权力设定符合法律保留、权力行使目的符合正当性、建立权力行使的比例原则四个方面,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维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     

论网络赌球的刑法规制

刑法学视角下的网络赌球是侵害社会秩序法益的跨地域、规模化并以网络为工具的团伙式新型赌博行为。法律实务中司法解释类型化缺失和共犯、罪数认定模糊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赌球犯罪行为的刑法适用。在行为刑法的立场下,运用类型化思维将网络赌球分为参与型和组织型两类,应以法益侵害和犯罪行为的三性原理规范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主张以行为共同说解决网络赌球共犯问题,按数罪并罚或择一重处对网络赌球罪数问题予以处置。     

公司与农户契约的互惠与信任研究

由于新古典契约受制于第三方规制,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而关系型契约的治理需要信任、互惠等治理手段。假设公司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并通过农户行为结果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在构建选择集比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与农户互惠信任契约基本模型,分析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选择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时,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益中农户分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方式);如果能够预期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努力水平。因此,通过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互惠行为,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能够提高交易稳定性。     

劳务派遣需立法规制

我国立法首先应承认劳务派遣公司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对派遣单位的设立门槛以及派遣公司和接受单位的责任做合理分配,既要保证派遣工人得到充分保护,又要使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尤其是用人单位使用派遣工人的风险得到一定控制,从而促进派遣行业发展。     

论行政收费的法律规制

根据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政府的收费必须依法进行,而且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是税收.文章阐述了行政收费的内涵及其法律控制方法,分析了我国行政收费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行政收费法的立法原则与框架等建议.     

西方人工智能的数字伦理规制：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层面的广泛使用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决策潜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监管,但技术黑箱带来的透明性陷阱与法律层面人工智能人格主体地位的模糊性为有效规制带来了挑战。蒙特利尔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今年5月推出的《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报告》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规制应当诉诸具有明确操作性的原则,基于人类道德框架、多元数据来源和公共部门的算法问责实现对人工智能有效的数字伦理规制。     

智能媒体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创新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媒体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智能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伦理风险.本文梳理了我国智能媒体的相关伦理规范,审视其存在的伦理风险,由此提出智能媒体伦理规制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