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融入大数据侦查

大数据时代刑事犯罪愈加隐蔽化、高科技化,为大数据侦查的规模应用奠定了社会需求的土壤。而刑事司法的高度强制性注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在大数据侦查中被忽视的局面。纵观侦查程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大数据侦查措施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个人信息权利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权保护的新面向,需要在厘清大数据侦查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整套规制手段,理念上融入合作治理机制,强调对个人的赋权,制度层面细化大数据侦查措施,以实现犯罪控制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协调与平衡。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取保候审制度研究

取保候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其他的刑事措施体现出的强制性不同,取保候审制度的特点在于其人权保障性。目前,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在于其适用范围、适用方式、事后救济程序以及决定权的规制方面不够具体、明确,尚未将其人权保障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客观评价国内取保候审制度实践成果,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贯彻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理念,合理控制国家机关权力,扩大适用范围、丰富适用方式、增添事后救济手段,是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实现强有力的保障。     

论票据质押的设立及法律适用

我国票据担保实践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设立票据质权的情形屡见不鲜,对此理论界纷争不止,司法实践也未能达成共识,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民法典》出台前,有关票据质押的法律规范,如《担保法》《票据法》《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存在诸多矛盾冲突之处。《民法典》生效后,根据第441条之规定,应当认为《民法典》与《票据法》之间是相互分工而非互斥关系,有关票据质权的原因关系由《民法典》调整,设质背书行为之作为与效力问题当由《票据法》调整。是故,票据质押须满足质押合意、设质背书、交付票据三个要件方可设立。     

论读者的权利意识与法治的实现

阐述了权利意识的内涵,分析了读者权利意识发展态势并对此进行反思,提出了强化读者权利意识的途径。     

从版权平衡理论谈数字时代图书馆权利的彰显问题

文章首先概述了图书馆版权平衡理论,分析了数字时代图书馆与版权人利益之间的变化及冲突,提出了系统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最后在利益平衡这一图书馆版权平衡核心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时代图书馆权利彰显的措施.     

民法典体系下著作权权利配置的范式转换

我国著作权法所沿用的“行为设权”的权利配置范式,带有较为明显的技术理性主义的“魅影”和实用主义倾向的烙印,与《民法典》第123条所规定的“专有的权利”之体系价值存在龃龉,并在司法适用中引发了诸多实践难题。为克服“行为设权”范式的不足,应以《民法典》第123条所规定的“专有的权利”为体系依托,充分彰显著作权区别于物权之“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的独特性,对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进行必要修正,实现对权利人的激励从“一元”走向“多元”,同时将降低交易成本作为著作权权利配置的平衡支点,并将以利益为核心作为权利规范表达的基本形式,切实促进权利客体效益的最大化和著作权立法目标的真正实现。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第三人的抗辩理由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中有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通过分析代位求偿权的基本概念、第三人在代位求偿诉讼中常见的抗辩理由、第三人抗辩保险合同的法律依据、《规定》第14条对第三人抗辩保险合同的否定、《规定》第14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2条之间的关系,认为代位求偿权是一种仅仅存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基于海上保险合同的相对权利,因而第三人不能通过抗辩保险合同来抗辩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并且,第三人只能以对抗被保险人的理由来抗辩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阐述《规定》第14条给代位求偿权带来的影响.     

澄清与引申：劳动幸福权理论的合法性与两种属性

学界对于劳动幸福权理论主要存在两点异议：劳动幸福的客观性与权利性。劳动幸福权理论是从“自觉且自由”的劳动去理解幸福的,劳动幸福不是指主观的劳动幸福感,而是指最高层次的幸福——自觉且自由的劳动。经济的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经济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幸福与不幸福,又由于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正义、行为正当的基础。因此,劳动的二重性必然要求劳动幸福成为一种权利,并且是最高的人权,实现劳动幸福权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初始权利。劳动幸福权理论正是奠基于对幸福的自觉且自由和对劳动二重性的现实理解之上的。劳动幸福权理论具有价值与方法两种属性。其价值属性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提供了指南,而其方法属性为我们剖析社会问题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