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冲突为视角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所幸十多年的讨论终于结出硕果。2007年新《律师法》的颁布是对《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其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诉讼阶段的限制,实际上赋予了受委托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必然会造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的冲突。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发挥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积极作用、维护司法公正都具有重大意义。     

空间役权客体问题研究

随着土地立体化利用,在空间的利用上形成了密切的立体相邻关系,由相邻近各方通过设定空间役权以最大限度地调整相邻不动产利用关系之必要凸显,而空间役权制度的设立以空间能成为权利客体为前提,本文通过地役权客体发展过程的分析、空间成为权利客体的理论探讨和作为空间役权客体的＂空间＂范围的确定,以期对空间役权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依据。     

解读李佩甫的《羊的门》

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羊的门》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主人公呼天成靠他铁的手腕,对中国处世哲学的领悟和对传统权力文化的谙熟,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牢牢控制一方天下。在权力的角逐、巩固的过程中,民众成为权力者权力场下的“羔羊”,而权力者依靠“治心”“外圆内方”的官场哲学驯化民众,成为放牧羔羊的牧羊人。然而权力者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牺牲了自我爱情,成为权力的奴隶、情场的逃兵。其精神的贫瘠而沦为精神场下的“羔羊”。本文从滋生这权力场的土壤、权力场下的“羔羊”、精神场下的“羔羊”三方面来解读《羊的门》。     

美国公司背景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适用标准研究

为了促进委托人和律师充分且深入地交流一切案件信息,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内容受到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保护。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争议。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普遍适用标准、控制群体标准、事项标准以及其他标准。事项标准与控制群体标准相比扩大了受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员工的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厄普约翰案对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作出了判决。厄普约翰案为由公司享有适用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奠定了基础,但是该判决并未彻底解决适用标准存在的争议。     

论学校与教师进修培训权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教师进修培训权是法律赋予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教师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目前,在我国教师进修培训过程中,学校与教师之间存在进修培训权的纠纷,针对此找出现有的解决学校与教师进修培训权纠纷的主要法律途径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现有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教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切实保障教师进修培训权利的实现。     

形象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探微

对形象的商业利益进行法律保护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涉及形象商业利益的纠纷也日益增多,而现存的法律却呈现出无法调整的空白区域,给司法实务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此,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引入形象权制度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浅析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民事责任

第三者插足合法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引起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依靠道德规范和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修订后的婚姻法对第三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仍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通过对第三者行为性质的界定,明确第三者侵权的法律责任,完善追究第三者侵权责任的理论依据,使受害配偶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被害人为保护其人格权不受犯罪侵害而依法提起诉讼的一种程序性权利。我国刑事立法未规定此权利,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则明确限制被害人享有此权利。这一做法不仅不符合宪法精神,与法治建设的要求相悖,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直接的制度阻碍。本文从逻辑角度、刑罚的作用、刑事司法的目的、立法现状及国际上的通用做法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权的立法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