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村子》图像化叙事研究

《村子》是福克纳后期作品,是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以弗莱姆·斯诺普斯为首的斯诺普斯一族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上位的发达史。而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即语图关系一直是文学批评的热点,本文以福克纳的《村子》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语言、人物、情节三方面来分析小说中的语言图像化现象,阐释语言与图像在内容与主题上的契合与交融,揭露斯诺普斯一流所代表的现代工商业对美国南方传统文明的破坏。     

《太阳底下》的叙事策略研究

袁仁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其《太阳底下》通过剖析教育的唯成绩论现象,探讨了学生的发展问题。作品本身具有高超的叙事策略,采用倒叙手法增强了文本内容的可读性,运用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指出一味强调学习成绩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另外,通过打破叙述时序,变换叙事频率和节奏展现了不同教育观念的冲突,意在突出素质教育观念更符合学生的发展诉求。作者在文中高扬人性,呼吁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不仅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更是一个在太阳底下的事业。     

叙事学视角下《佩德罗·巴拉莫》的时空交错研究

《佩德罗·巴拉莫》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叙事时间,话语时间是“我”前往科马拉途中的所见所闻,故事时间则是现实存在的佩德罗·巴拉莫时期。通过具体分析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发现小说运用了内预叙、补充倒叙等方式使叙事时间呈现出时间倒错的特征。而时间的倒错也会引起空间的倒错,通过进一步探讨小说的叙事空间,发现分别存在魔幻科马拉的话语空间和现实科马拉的故事空间,而话语空间又扩大到了已逝者眼中美好如天堂的科马拉和客观的科马拉世界两个层面。时间倒错和空间倒错共同构成小说鲜明的时空交错特征,结合热奈特的“时间倒错”和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发现小说中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层次上的时空交错现象,其中微观层次上的时空交错又可细分为平行时空叙事和交叉时空叙事。     

生命叙事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国际传播

新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带来国际传播秩序和格局的转变,个体资源的激活和重组改变了国际传播场域,也改变了人类交流互动的形式和运行机制。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博弈更加凸显感觉和情感等的价值,这既意味着生命叙事的回归,也隐含着重新部落化的可能。从生命传播出发,跨媒介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扭转启蒙叙事的逻辑,关注日常生活和偶然事件,在具体而微的交流和对话中寻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基础价值的共享,承认利益共同体的正当性,加强有机团结和情感联结。重新部落化也要求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共对风险,在持续交往中,推动良善对话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达成。     

传统文化节目的跨媒介叙事探察——以河南卫视《唐宫夜宴》为例

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物完美融合,向公众传递创作团队的跨媒介叙事智慧,同时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底色,回应着传统文化如何通过节目的形式传承与创新的社会问题。《唐宫夜宴》从詹金斯提出的“跨媒介叙事”理论出发,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协同叙事、吸引受众参与、构建“故事世界”及打造大唐IP等手段,完成节目的跨媒介叙事,展现了关注普通人、跨时空、重细节、强互文和易共情等显著特征。     

去后真相：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

后真相涉及生产与接收。新闻不能阻止后真相的生产,但能阻止后真相被公众所接受。新闻以叙事认知建构公众信任,通过求索故事、情感体验、公共意旨,刷新当前的叙事理解,激活个体与集体的无意识积淀,使公众青睐和信任新闻。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尤其需要可信的现代化求索故事、情感体验与公共意旨,使新闻媒体在服务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工匠文化：理解现代职业素养的一个维度

职业素养教育概念的诞生反映学界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调整修正的过程。尽管其更加凸显职教中“人”的价值,但还是偏于注重作为工具理性的“职场人”。前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悠久的手工业历史积淀出关于工匠文化的本土表达。工匠的精神信仰、教育模式、哲学认知等等为我们理解现代职业素养提供了思想资源。借鉴历史资源,充分结合现代学校和媒介构建职业文化是职业素养教育的一条向上之路。中国传统的教育强调以文化人,为思考提升职业素养教育境界提供了一个维度。     

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叙事型创新思维模式研究

大数据时代下,应用软件和应用技术发展越来越迅速,软件工具越来越快捷,越来越便捷,操作方式更加智能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特点,通过引入文科专业的叙事方式,加大对学生的叙事型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建设,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下的培养创新模式,将有利于艺术设计类学生更好地进行创作,产生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     

张炜小说的叙事模式

张炜的长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叙事模式:受难叙事和流浪叙事,前者通常讲述“我”的家族苦难历史,与《离骚》、《圣经》中的“失乐园”的叙述构成较为一致;后者则由“家族”流浪与他者流浪组成,往往表述作者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严谨思索,体现其一贯的怀疑精神。其长篇小说打破了传统长篇小说的藩篱,追求情绪的诗意张扬,显示出张炜在长篇小说与诗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契合点的尝试与努力。     

文学主体回归与灾难镜像再现——论“文学豫军”灾难叙事的转向

“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主要呈现出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在新时期则表现出以多元杂糅的手法对灾难生成原因的探究以及对灾难发生的反思与批判;进入21世纪,灾难叙事表现出由单一现实主义向多元杂糅、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由人定胜天思想向生态意识转变的诗学特征。“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不仅再现了创作主体心路历程及其艺术风格的流变,而且还勾勒出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变化及内在机理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