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航:控股深航打造超级承运人

事件:2010年3月21日,中国国航于联交所公告其增资深圳航空事宜。增资后,深圳航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125亿元,中国国航、全程物流、汇润持股比例为51%、25%、24%;若本次增资完成,则中国国航成为深圳航空的控股股东。我们认为,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但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并未作出规定.当出资及记录股东信息的法律文件与股东资格无法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时,应当认识到股东之所以成为某公司的股东是因为股东间有这样的合意.     

论反收购中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繁荣,上市公司的收购与反收购活动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激烈的市场交易活动中,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处于弱者地位,其利益极易受到来自收购公司、目标公司控制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侵害。如何在反收购中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目标公司受侵害的现实分析,试图从反收购决定权的归属、对目标公司控制股东及经营管理层的权限界定、对反收购活动的监管等方面进行阐述,对加强和完善反收购中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有所帮助。     

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股利政策的中介作用

采用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衡量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发挥的作用,进而得出结论：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有效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而发放现金股利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着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一步发现,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只在临时股东大会和民营企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回购行为性质辨析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界定回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异议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回购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股权转让合同和回购行为,也不同于基于形成权的单方法律行为。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中的回购行为分层次界定为双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中的强制缔约行为及强制缔约行为中的强制承诺。     

风险警示

阳光股份000608近期发布公告称,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走出去”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

2013年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越发展交汇的起点，但目前有关我国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未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赋能国企协同创新的政策效果。为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视角出发，基于沪深两市2003—2019年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4 102家国企样本数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检验方法，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与东道国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以及东道国治理水平差异和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情境下更加明显，而且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作用。据此，应进一步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外循环赋能的创新发展动力，发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监督制衡和枢纽传递机制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吗？

数字经济对激发微观主体生产动能和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实质性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构成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关键内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和委派董事数据，以非国有股东治理测量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可以缓解政府干预、改善经营效率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效果在2017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商业竞争类以及金融科技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最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产生驱动效应后，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拓展，也为政府部门统筹擘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