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告制的立法与法律实践

唐代是我国古代法制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其所创制的《唐律疏议》与《唐六典》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杰出代表,其中对控告制度的规定科学严谨,充分体现了唐代高超的立法技术,十分有利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官员职责的行使与对官员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然而,这两部法律所规定的告制在实践当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本文从私告与官告两个方面说明唐代控告制度的基本规定,并与唐代告制的法律实践中的个别现象进行比较,对唐代告制的立法与法律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明版善本《资治通鉴纲目》面世

一部由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编著，明代大学者陈仁锡评阅并刻板，明崇祯三年(1630)赐进士奉直大夫苏州知府史应选官刻重版的59卷本《资治通鉴纲目》和27卷续编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在秘藏尘封了370多年后，于近期在甘肃省永登县被首次发现并面世的消息，经《兰州晨报》、甘肃电视台等传媒连续报道后，引起普遍关注。该书现被甘肃省永登县政府部门的一位公务员珍藏。     

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

以史料的挖掘、分析为基础,本文从出版体制、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校勘程序、版权保护、选刻对象、发行渠道诸多方面探讨了宋代国子监的出版发行模式.     

考证唐代茶业经济

茶文化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茶不仅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被广为流传,同时还刺激了各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茶业经济。尤其在政治极为开明、经济高度繁荣、文化交流空前的唐朝,茶业经济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和规模。     

辨章学术 嘉惠学林——评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

正中国古代官刻图书自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已初见端倪,历经宋、元以迄清朝,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对推动古代图书出版及文化教育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央官刻图书紧随着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亦步入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无论从编刊图书的机构设置、制度建立,还是从其出书内容、数量、印刷技术、装帧水平和发行流通等方面,均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刻书史、印刷史和文化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因此,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清代中央官刻图书对清史及文献学的研究显得     

人物

空中网任命王欣为首席运营官,阿里巴巴前副总裁江志强出任千橡首席营销官。     

《四库全书》纂修官数量考

据浙本、殿本《四库总目》职名表可知《四库全书》纂修官共56人,而笔者通过其他材料可考得未入职名表纂修官的纂修官有32人,其中在职名表中著录为其他馆职的有22人,未予著录的有10人。后者是一种显性的遗漏,而前者是一种隐性的遗漏。显性遗漏体现了职名表失收的严重性,而隐性遗漏体现了四库馆兼职、馆职变化的普遍性,体现了四库馆动态变化的特征。考察未入《四库》职名表纂修官的纂修官数量,对四库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秦代职务犯罪规范及定罪量刑特点

在治官方面秦代规定了更加严格、细致的法律制度,然而这些制度却很少涉及高官,也体现了对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统治利益的维护,总体上这些关于官吏职务犯罪及其定罪量刑的规定都有跨时代的意义。     

浅谈映衬在《我的空中楼阁》一文中的表达作用

中学语文课本中以房屋楼台为描写对象的文章不多,即使不多的几篇。也并非以描写其本身为主。如“穷其极丽,至矣尽矣”的《阿房官赋》,只是在开头段用了130字描写阿房;“一路逐笔缓写,略不使气之文”的《醉翁亭记》,于亭仅有“翼然”二字;至于“发而为才子文章”的《岳阳楼记》,于斯楼可谓无一字着及。原因何在？除作者的写作意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外。也未必不碍于对象的不易描写。     

“官谣”的危害与治理

"官谣"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为了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必须治理"官谣"。我们以为,"官谣"的治理必须以政府信息公开为本,因为谣言止于真相,真相源于公开;辅以追究"官谣"制造者之行政或刑事责任,则可以寒蝉其发布"官谣",从而使"官谣"得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