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艳异编》的成书时间及其与《续艳异编》的关系

《广艳异编》是明·吴大震编选的一部重要小说选本。根据发现的资料,现在可以证明《广艳异编》约编刊于公元1604～1607年间,成书时间早于《续艳异编》,其选文基本上忠实于原文。通过《续艳异缟》与《广艳异编》在篇目的归类和正文选录方式的对比,可以进一步证明《续艳异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本,是选本的选本。     

叶宪祖生平及其《四艳记》剧类之辨正

叶宪祖于天启六年(1626)迁工部主事后,旋即升为该部郎中,晋升时限当在天启六年十月到七年八月之间。黄宗羲《改葬墓志铭》和《明史》的相关记载均不误,只是因为其中省略了一段事实过程。宪祖起复年份在崇祯元年,而他任南京刑部之职则应在崇祯三年(1630),且所任为刑部主事一职,而非“部郎”或“侍郎”。《明诗综》等对之未加考究,以致以讹传讹。应当结合《四艳记》的结构形式,以“南曲十一折(出)”的标准来确定其剧类。该剧内部结构明显呈现“块状”。将《四艳记》定为杂剧是合适的。     

论葛洪"宏邈淫艳"的辞赋观

葛洪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他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在《抱朴子·外篇》中提出了"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为陆机和刘勰架设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葛洪毕竟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大前提,对他的辞赋观首先进行哲学探源,然后再进行文本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葛洪和他的辞赋观给予客观、合理的定位。     

瑰奇浩瀚 惊采绝艳——试论屈骚之奇艳美

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屈原作品中的瑰奇与浓艳之美,并对作家偏爱“奇艳”的原因,“奇艳”与屈骚情感抒写的关系作些探讨     

论陈后主文学群体的文风特色

陈后主为太子和继皇位后,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学群体,他们把娱乐情性、集宴赏乐等作为文学创作感兴的条件。其文学群体的文风受宫体诗风的影响而呈现出浮华侧艳之风和细腻婉约之致,受其诗歌创作的集体性、欢娱性的影响,其文风亦展现出滑稽娱情等特征。     

子弟书中的艳书

子弟书中以性爱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多,只是<灯草和尚>、<葡萄架>、<升官图>等有大量的性爱内容及其描写.作为说唱文学之一的子弟书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题材来源;二是部分作者(说唱者)、部分接受者(听众)的审美趣味--追求"性趣";三是民间书坊的获利需求.对这类作品,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吸其精华.     

浅析“元轻白俗”的诗风评价

元轻白俗是古代评论家对元稹和白居易诗歌风格的一种比较精准的评价。元稹性敏才高,风流多情,创作的大量艳情诗都是人生经历的一种反映。而白居易的尚俗倾向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分析。     

自分情无似我深,深情除是我知音——论孙原湘艳体诗

艳体诗在我国源远流长,却一直被视为末流。艳体诗自有其价值所在,如“五四”时期,艳体诗就成为启蒙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推动力;而孙原湘的艳体诗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分子。孙原湘艳体诗在内容上虽不外乎描写美人装束、刻画美人容貌、抒发两情相恋、感慨相思阻隔等等,而与李商隐、王彦泓等善写艳体诗者相比,孙原湘的艳体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情感体会。孙原湘艳体诗最终归结于一个“情”字,这是其重情重真的诗歌理念较为鲜明的体现。     

试论“词为艳科”及其“女性化心情的表达”——《花间集》创作心理浅析

本文从《花间集》所确立的＂词为艳科＂的传统入手,试图说明＂男子而作闺音＂是词作者＂女性化心情＂之表达,从而对花间艳词的价值作一肯定。     

论杜牧出守湖州风情诗中的政治寓意——以《叹花》为例

杜牧在湖州有很多小诗,特别是杜牧的外集中有一首《叹花》诗,历来被认为是风情之作。本文从杜牧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叹花》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认为它不但不是一首风情诗,而且还是一首感伤时世很强的政治诗,从而揭示了杜牧在湖州的有些风情诗和写景小诗绝非风情或闲来之笔,其中蕴涵着杜牧强烈的个人身世遭遇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