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潮诗”的命运与“后现代”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诗”运动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对新潮诗进行艺术形式及意义内容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新潮诗”虽然锐劲十足，却缺少传统的支撑，显得“没有意义”。尽管理论界从后现代主义为它找理论根据，它还是很不争气地匆匆衰落了。这一现象说明，文学艺术的生长和存在是有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和艺术规律的，盲目模仿或故弄玄虚，都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从“红杏枝头春意闹”谈起——兼论读诗与解诗

对"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解读"见仁见智",涉及到诗词的读解方面"无理"、"有情"等深层次的矛盾关系。诗词有它的特殊规律、结构特点和表现手法,只有反复咏诵,熟读精思,把握诗的艺术特质,才能领会诗的真意,才能得出符合诗的实际的解释。     

王灼诗文辑佚

南宋王灼的《颐堂先生集》完本近六十卷，今存五卷不足。前人对王灼的佚诗佚多有搜辑，近年北京大学之《全宋诗》、四川大学之《全宋》所收王灼诗最为完备，但亦收罗未尽。本钩稽历来诸家漏辑的王灼诗、十二篇。     

浅论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过程

学问一直为历代诗人所重视,“以学问为诗”却是在宋代形成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杜甫。杜甫首先以赋笔写诗和以议论入诗,从而打破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审美体系,开始关注诗歌中的学问典故、字词韵律。韩愈、李商隐为唐人学杜诗最有成就的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诗学观直接影响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以学问为诗”便在西昆派（以典故为诗）、欧阳修（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以史料入诗）等诗人努力下,到苏轼、黄庭坚达到成熟。特别是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的提出,从而使“以学问为诗”从一种单纯的诗歌技巧上升为诗歌创作观。     

郑玄的诗论体系及其依据

木文从材料的分析与考据入手，对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的诗歌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将其理论主张归结为审乐和政观、诗之大纲说、美刺说和正变说等四个方面，并予以客观的解析。尤为重要的是，本文重点考察了郑玄诗论的依据，指出了他对前人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李东阳"以声论诗"说价值新探

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提倡以声论诗.让"声"从各种诗论、诗法中冉冉升腾,突出再现.如许诗论坚持了前人构建的纯诗学批评;确定和弘扬了古典诗歌形式主义诗论;为诗歌"音乐美"特性的再发现作出了独到的艺术贡献,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勇气.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大连历代诗歌初探

本文在综合各类史籍中所见的大连历代诗歌的基础上,描述了大连诗歌的历史发展概况,并以此为依据,研究讨论了大连历代诗歌的思想内容、特点、种类、艺术形式及其史料价值。本文是对大连历代诗歌研究的首次报道。     

巴渝诗鸟瞰

巴渝诗是巴渝大地孕育、生长的学奇葩，堪称源远流长。具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唐前为滥觞期，唐、宋为鼎盛期，元、明、清则走向衰落。巴渝诗是外籍作家和本土作家共同创造的结晶，是巴渝学中的瑰宝，无愧为巴渝化璀璨的明珠，自有其鲜明的特色和不朽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