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中的奉和应制诗

谈及《唐诗三百首》中的奉和应制作品,似乎后人还用力不足或有失公允。原因有二:一是学者大多保留了传统的偏见,即因奉和应制诗内容和形式高度模式化的特点而否定其价值;二是脱离了诗选的整体存在情态而以孤立的文本去探讨这类诗歌。对于此类诗歌的探讨,应回归选本,同时需要把诗与诗人、诗与诗选、诗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以此为前提,就能更好地认识奉和应制诗在《唐诗三百首》中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给予孙洙编选此类诗歌公允的评价。     

论钱锺书诗学批评中的“以史证诗”——以《宋诗选注》为中心

钱锺书对于“以史证诗”虽然多有批评,但其学术研究中却多有采用之者,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诗选注》之中。《宋诗选注》中的这些“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在思想理路和实践层面上显示了“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的活力和价值——即“以史证诗”不仅仅只是通过历史史实的考据证明诗歌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亦可反向释证诗歌的艺术虚构性,阐明诗人的隐含的现实寓意。钱锺书的“以史证诗”所展示的以文学为本的学术品格对中国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克庄《卜算子》三首误辑考论——兼及《水云集》版本与《诗渊》编次之问题

《全宋词补辑》等书根据《诗渊》所载,将《卜算子·四大因缘做》等三首词归入刘克庄名下,但这三首词并见于《全金元词》中,题为谭处端所作。《全金元词》所据之本为谭处端《水云集》,《水云集》成书时间早于《诗渊》,故《卜算子》三首当为谭处端所作。《诗渊》词选部分虽然大量收录谭处端的词作,却又隐去其名,且因《诗渊》独特的编次体例与原则,致使古籍整理者误以为《卜算子》三首为刘克庄所作。以《卜算子》三首为切入点,厘清《水云集》的版本源流情况,探索《诗渊》词选部分的编次问题,揭示其编次的体例与原则,或可有助于学界更好地利用《诗渊》这部重要的文献。     

唐代闺怨诗传播发展轨迹略论

闺怨诗是我国诗歌中的古老题材,经历了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唐代闺怨诗的传播发展在各个阶段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一是沿袭南朝诗风;二是题材丰富,拓宽诗歌表现空间;三是情感更为深沉,注重对现实的描写;四是具有绵密软媚与基调悲凉两种风格.     

功能视阈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序诗本土化汉译探析

莎翁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剧本结构形式上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戏剧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它有一个以十四行诗形式呈现的序诗.在分析该诗文本类型和功能并对比了四位著名莎剧翻译家的译文基础上,受詹姆斯?霍姆斯所提出的诗歌翻译的"类比形式"启发,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说唱艺术形式,采取了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尝试提出了该序诗的新译文.     

杨万里的童趣诗及其儿童观

学界对杨万里诗歌的研究,多关注他的政治诗和写景咏物诗,少有人提及他的童趣诗。其实,童趣诗恰恰是最能体现杨万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诗歌。有鉴于此,文章试图通过对杨万里童趣诗的解读,以彰显杨万里的儿童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杨万里的儿童心性、人生哲学和理论兴趣对其此类诗作的影响。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的诗旨和作时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愁思忽而至”的诗旨在于抱怨其仕途不得志与时局的险恶莫测,并借蜀帝杜宇的典故,微言昔日刘裕为篡位登基而废杀晋恭帝司马德文之事件,从而感慨人生苦难无常。本诗的写作时间,应在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前后。     

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以诗论道”是朱熹《诗经》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治《诗》的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既主动剥除前人见解,直接于经文本义上探查义理,又在《诗经》解释中援引《礼》《易》《春秋》之言来相互论证,以体现史论结合的特色。同时,朱熹还在《诗》学阐释中关注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肯定了《诗经》的文学特性。朱熹的《诗经》学随着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而体现出独特性,并促进了其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诗史建构的新框架——评许总《唐宋诗宏观结构论》

唐音宋调向为诗学研究中的两个持久热点,同时由于受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学术背景和文化心态的影响,历来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崇唐、宗宋的两大支脉,由此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唐宋诗之争。治唐诗者排斥宋调,治宋调者却始终以唐诗作为参照和评价标准。     

司空曙涉佛诗述论

司空曙是“大历十才子”中的重要一员,其现存诗歌中有41首涉及寺庙、僧侣、佛学术语等佛教因素。司空曙所受佛教影响,一方面源于唐朝崇佛风尚的浸润,一方面源于诗人对前人“吏隐”思想的沿袭。司空曙的涉佛诗,从题材上可分为赠别类、游历访遇类、题咏类。司空曙的涉佛诗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用语浅近、意境超妙,闲淡清静、真切感人,天然浑成、不饰雕琢。研究司空曙的涉佛诗,可从细部了解大历诗歌的艺术风貌,并深入了解大历时期佛教对文学作品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