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数字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启示

谷歌数字图书馆利用其饱受争议的反传统运作模式迅速发展壮大,对全球的电子图书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针对我国数字图书馆起步早发展慢的现状,论文分析原因,从运作模式、合作伙伴、管理制度和法律环境等角度提出发展我国数字图书馆的若干建议.     

印度之鉴——浅析印度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进入21世纪,印度通过推行科技发展战略在制药业和软件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印度专利法的修改刺激了印度制药业的发展,并使其从一味的仿制走上了"仿中有创"的道路;著作权法的修改实施、政府及相关行业强有力的执法效力,使得印度软件业在众多行业中脱颖而出,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     

电影《阿凡达》发行权侵权案评析——国内首例蓝光DVD音像制品发行权侵权案

案情简介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Avatar),全球票房超过27亿美元,历史排名第一,在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9项提名并最终赢得3项大奖。其3D技术引领了全球电影制作新技术的革命热潮。     

对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实证分析——兼评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制度在中国现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视听表演者权在影视演出合同蜕变为署名权和劳务报酬请求权.在表演者权侵权判决书中一部分体现为对录像制品的表演者权,一部分体现为对影视作品的署名权和劳务报酬请求权.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取消了录像制品,规定了对视听作品的后续使用获酬权,取消了“约定”规定,但非主要表演者权利的剥夺,似有不公平之嫌.     

我国著作权登记制的问题——兼评新《著作权法》第十二条

新《著作权法》终于在上位法位阶上对我国之前施行已久、但实则缺乏立法依据的作品登记制进行了一次"确权".但由于版权自创作完成时产生、作品登记以自愿为原则,以及核准时又采取形式审查,这三点造成了当前作品登记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如何在遵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保护的基础框架内进行完善与修正,是本文着力要探讨的议题,而相关分析与论证都将围绕新《著作权法》第十二条展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关于坚决抵制“洗稿”“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声明

近期,我刊收到多篇借助技术工具“洗稿”,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稿件,少数作者还同时存在一稿多投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为维护期刊学术声誉保护知识产权,特声明如下:1.作者必须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凡投往我刊的文章,必须为原创成果。2.本刊建立学术不端“黑名单”制度。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探析

为准确理解和运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增加的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文章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损害后果以及罚赔数额等进行了探析,并厘清著作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法定补偿的关系,以期在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基础上,推动著作权的有效利用,促进文化繁荣。     

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审视与完善

随着侵犯著作权犯罪活动的日趋活跃,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幅明显,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运用现状和运行机制来看,在对侵犯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处置中,既有违法所得认定不一等实体方面的问题,也有对被害人的损失补偿程序缺失等程序方面的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可以"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总体框架路径,从违法所得采取总额没收原则、完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和增设被害人损失赔偿制度等方面,对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进行构建与优化.     

我国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之著作权限制研究——以日本经验为视角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视力障碍者利用作品提供了新的条件,但也对著作权法提出了挑战。为了落实《马拉喀什条约》规定,2018年日本修改《著作权法》,制定了《无障碍阅读法案》及《无障碍阅读法 案基本规划》,以确保数字环境下视力障碍者获取无障碍阅读版本。 比较《马拉喀什条约》和日本修法, 我国 2020 年《著作权法》既未限定相关利用主体,也无法解决无障碍阅读教育资料供给不足的现实窘境,还忽视了著作权人与视力障碍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有鉴于此,需要通过完善图书馆法等配套法律 确认利用主体范围,明确对利用成果的再限制,确定商业可获得前置条款并增加无障碍阅读教育资料 法定许可的规定。     

著作权法中compulsory license的中译名辨析

国内学界在研究著作权法外文文献时,往往将compulsory license翻译为强制许可而非法定许可。然而,对国外学术论文、司法判例和立法实践的考察发现,上述翻译实为不妥,即在著作权法中compulsory license和statutory license通常都被用来表达法定许可这一概念。由于语境不同,compulsory license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应作不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