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者翻译观的多维思考

翻译能力除了与译者的双语水平和翻译技能密切相关之外,还与其翻译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典籍英译这种战略性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译者主体的翻译观尤为重要。只有实现翻译观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文化意识、语篇意识与主体认知的完美融合和良性互动,才能造就优秀的典籍英译人才,实现典籍英译的最终目的。     

西夏文献研究的新探索——评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

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一书编纂体例有所创新,结构框架科学、合理.对汉文西夏地理文献、御夏议边文献、亡佚西夏汉文文献等做了深入细致的发掘梳理,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论述深入细致,辨错纠误,方法多样,资料翔实,吸取众多科研成果.但也存在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够透彻,部分说法过于武断,个别地名有误,部分资料有遗漏等不足.     

走向欧洲的孟子——译介《孟子》的西文图书述略

16世纪至19世纪孟子及其著作多次被欧洲译介.文献与实物证明,孟子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的哲人之一,而<孟子>则是最早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其间,孟子及其学说是作为儒家的次要代表和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加以译介的,篇幅、种类较少,单独成书的也较少.承担译介工作的主要是传教士,早期以旧教耶稣会士为主,后期加入了新教传教士,这一工作还得到中国人的协助.译介过程中发生过诸如"性向善"与"性本善"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折射了不同文化间的调和与认知.译介<孟子>的语言经历了从单一拉丁文到兼用不同语言的变化,译介图书刊行经历了由无法印行到版本众多的变化,孟子及其著作的影响也随之逐步扩大.     

典籍英译的认知心理框架解读--基于《孙子兵法》英译的历时研究

探讨了英语译者英译中国典籍时体现出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英语译者会有选择地翻译中国典籍;二是英语译者对中国典籍的误解与误译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这两个问题关乎到文化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以认知心理学的心理框架为诠释手段,从心理框架的逻辑层级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乡土教育与博物馆

早在先秦的文献典籍中就有了“乡”“土”连用的说法。《列子·天瑞》中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何人哉？世必谓之狂荡之人矣”．这应该是目前所见文献中“乡土”一词的最早记载。“乡土”主要作为“家乡”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它常常指的是某人生活的自然地域．而并不限指其范围大小。     

项羽悲剧命运的剖析

两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始终是存活于浩繁的文化典籍、众多的文学作品和色彩纷呈的戏剧舞台的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无法忘记他,以至于千百年来史家学者、文人墨客乃至寻常百姓。对其感觉与评价莫衷一是。喜爱者有之,赞美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力;尊崇者有之,颂扬其“不肯过江东”的骨气;怜惜者有之,为“霸王别姬”洒一掬同情的眼泪;贬低者有之,为“乌江自刎”发一番由衷的感慨。     

中国典籍英译的风格再现——“易安词”英译个案分析

李清照的"易安词"是中国典籍的精华."易安词"英译中的措辞、修辞与音乐性是可译的,并能成功再现于译文中.中国典籍英译风格再现需要译者对原典籍文本的准确把握与分析.     

汉语典籍英译者的翻译观——文化意识、语篇意识与主体认知的融合

译者的翻译观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活动有着决定性影响。文化意识、语篇意识和主体认知的完美融合才能帮助译者更好地实现典籍英译的目的：破除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情结和文化帝国主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参与世界性话语建构,重塑中华民族身份与形象,使东西方能真正共存共生、和谐发展。     

悖论中前行：辜鸿铭英译《论语》策略反思

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文化闻对话、交流日趋加强。先秦典籍英译,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毋庸置疑地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主流力量。在经典作品的传输过程中,不同翻译策略面临各自的“悖论”。阐释辜鸿铭“归化”翻译策略产生的背景、原因可知,在多元系统指导下,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的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进行典籍英译。     

词籍禁毁与词学发展——以清乾隆朝为中心

词籍禁毁主要与清代文字狱、《四库全书》修纂相伴而行,分成全毁、抽毁、应毁、违碍等不同毁弃程度,以及别集、诗文集所附词集词作、总集选集、词谱词韵等文本载体形式,能够作为一种特别书禁门类而存在相对独立的研究价值。禁毁词籍,政治考量是主因,次要因素是文化。在乾隆朝后期《四库全书》尚未修纂完成时,书禁就已经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禁毁的词籍并不一定都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或文学史价值,禁毁对象基本上分布在艳称清代词学中兴的康熙一朝,也有利于检讨乾隆一朝词学及其对后世词学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