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角度再读《西学东渐记》

容闳作为近代联通中西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用英文写成的自传被译成中文,以《西学东渐记》最为著名。容闳个人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不仅是经历者,还是参与者,因此该文从史料角度再读《西学东渐记》,不仅通过容闳的视角探究了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交往,也了解到“留美幼童”计划的成型和夭折,还通过容闳经商之路再现了近代的中国社会图景,使读者强烈感受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以及不断为祖国前途命运而寻找出路的努力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     

军事学传播与“西学东渐”

本文论述了军事学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地位、作用与特点,力求阐释军事学术与其他学科相比的特殊传播价值。     

狄考文与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蔚然成风,而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已成为学界近来关注的热点问题。     

泰戈尔在中国为什么这样红

汉语文学中,翻译成汉语的异域文学如果从汉译佛教文学算起,到传教士来华及清末民初“西学东渐”,1949—1978年偏俄苏意识形态文学的汉译,1978年至今偏西方欧美文学的汉译。两千年里汉译异域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名列汉语出版物的异域作家更是数不胜数了。异域作家在汉语文学语境“竞争激烈”背景下,很多湮没在汪洋的汉语出版物中为人遗忘,但是其中偏偏就有如泰戈尔这样的异域作家能够脱颖而出,超越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变幻,     

从京师同文馆之创设看西学东渐在中国

从京师同文馆创设角度看西学在中国的进入方式，西学在中国的认同状态，西学在中国的文化土壤，由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并不能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系统地传播。同时也反映了西学东渐在中国要经历相当艰难地过程。     

中学语文应加强读"经"教育

1949年之前，“语”被称作“国”。查找有关资料，“国”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国教科书》和《中学国读本》。什么是国？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化基因。它可以影响整个国隶或种群在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向，是对人、对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说：“国学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有其学。学也，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大盛于20年代，80年代又有“寻根”热，90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化中的重新定位。     

西学东渐对近代英语影响研究

我国的英语教育其实是一种文化产物。纵观历史,我国英语教育又可以视为一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是一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可以说,西学东渐与我国英语教育之间的影响,在教学目标及教学     

洋务运动与中西文化交流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被太平天国革命"逼"出来的洋务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光给中国社会留下了重要的经济成果,还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可贵的文化成果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的开办,打破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一统天下;由官方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为国家培养了有用之才;一大批西书的翻译出版,使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所有这些,又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西学东渐”

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期间的第一次“西学潮”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期间的第二次“西学潮”,并对这两次“西学潮”进行反思,提出当前我国图书馆界在学习西方时应注意的问题。     

筚路蓝缕一大师——论王国维的古典戏曲研究

古典戏曲研究，尽管古人已多有论述，有着一定的学术积累，但它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却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古典戏曲研究是在西学东渐的化语境下逐渐成型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学进入学术殿堂。这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戏曲研究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及相关戏曲作的出版，是王国维确立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规范着后来戏曲研究的格局与走向。因此，探讨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动机和思路，是揭示古典戏曲研究整体发展方向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