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1年的人权运动与胡适的人权思想

1929—1931年,胡适发起了名躁一时的人权运动,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权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这场人权运动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具备人权保障的条件,人权运动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次人权运动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被国民党所镇压;最后,胡适政治人格的软弱性也注定了人权运动失败的必然命运。     

证人宣誓的程序与实体价值分析

证人宣誓制度在西方诉讼制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今世界各国的审判程序中几乎都有证人宣誓仪式。它通过要求宣誓主体在法庭上宣誓,一定程度上来约束其行为,从而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我国学界对是否引进这一制度存在较大分歧。2001年我国部分法院在庭审中试行证人宣誓仪式,这一举措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讨论。从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两个角度诠释我国宣誓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言说民主的权威性和至上性

民主的权威性和至上性有其确定的限制性条件和适用范围.民主作为民主主体的权利是神圣的、至上的,民主作为目的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民主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并不具有权威性和至上性.科学界定民主的权威性、至上性与其限制性条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人权问题——从药品强制许可谈起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日益受重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以生命权、健康权为核心的基本人权发生了冲突。在WTO的体制下,TRIPS协议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从《多哈宣言》到《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人权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文章从药品强制许可这一与人权关系极为密切的制度出发分析知识产权中的人权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基于起源论与本体论的体育与人权的探讨

体育与人权,多元的文化置于文化多元的境地,不禁有了交往并渐呈契合之态。这种契合表达了作为人权之体育的历史必然,也预示了体育法治未来的基本走向。从起源论的视域来看,无论与习俗、宗教、战争如何交织难解,人的需求始终是体育与人权的同一本原;从本体论的视域来看,体育与人权的主体都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最终目的都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育与人权的主体共同呈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双重属性,内容则共同具备空间维度的广性和时间维度的代际性,规则之治成为体育与人权最凸显的外在表征,共同的人性则成为两者最异曲同工的内在超验之维。     

私有财产权应回归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宪法修正案第22条发展了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私有财产权宪法结构仍不合理,法律属性不清晰,私有财产权应从经济制度回归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以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和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应加快制定民法典和税收法、行政征用法、行政收费法、国家补偿法,为私有财产权这一公民基本权利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     

建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关系到公民人格利益的保护的重要问题,但在我国对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还仅限于物质损害赔偿的层面,把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这既不利于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也不待合当今国际上对被害人人权保护的立法湖流。笔者想通过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于证人法的立法思考

诉讼法律制度中存在着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忽视证人损失的补偿、证人作证缺乏强制性等不足,因此有必要制订系统的“证人法”。从证人资格、证人的权利与义务、证人保护、证人补偿、证人奖励、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立法,以此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改变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状况。     

依法治国与观念更新

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更新。本文认为,应当确立法律至上观念,摆脱人治观念;坚持法律上的公正观与道德观,摆脱社会普通公正观和道德观的束缚;建立新型的诉讼观,摒弃旧有的息讼和厌诉心理。这几个方面观念的转变是实现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最基本前提     

证人拒证心理探析

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表现及成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一些整治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