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色彩诗学研究

本文首先对鲁迅作品的色彩运用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就鲁迅作品的黑、白、红等系列的色彩表达及其特征作出阐述,从中钩沉鲁迅的色彩诗学,进而总结文学家鲁迅的色彩品格及其文化意蕴。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冰心的诗歌翻译思想

冰心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作家和翻译家。她不仅全身心投入到翻译实践中去,还积极地对翻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她翻译了许多优秀的外国诗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文章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视角,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为例,探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冰心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控。     

谈《屈原列传》的虚笔

细读《屈原列传》一文,发现它正面写屈原的文字并不多,倒是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写楚国的历史和与屈原有关的一些人,正如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所说的,《屈原列传》"通篇多用虚笔"。究其虚笔写屈原之处,共有六个方面,试分述之。其一,以上官衬其正。上官大夫是与屈原"同列"的官员,因争宠而嫉妒屈原的才能,于     

意象识解与诗歌语篇连贯

目前对语篇连贯的研究颇多,但对诗歌语篇连贯的研究却很少,而且大多从传统修辞之类的衔接手段来探讨。而诗歌作为一种高端语言艺术,其语篇连贯的生成（作者）和理解（读者）不是单靠语言形式上的衔接,而需语言使用者（作者/读者）极大限度地调动其心理连贯机制,激活相关百科知识才能有效完成。从认知诗学的研究理念——促成更好的作者和读者,以Langacker的意象识解理论为指导,围绕认知域选择的影响因素,以舒婷的《致橡树》为例进行语篇连贯研究。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

"媚"是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诗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文体规范转变.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致孕育和衍化于唐前,"媚"由品人论物扩展到谈文论艺,但诗评视野中,"媚"审美概念运用却不甚普遍;唐宋时期,"媚"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诗歌批评和理论阐说中,"媚"的审美内涵和美学特征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说,被真正确立为诗学审美范畴;金元时期,"媚"得到了很好地承传,明代"媚"走向兴盛,许多诗家以"媚"对抗雅正、清远、韵淡等传统审美趣味,清代朴学大兴,理性的清人能辩证对待"媚"诗,肯定了诗史上有不少媚诗甚有美感,同时又批判了媚诗的柔弱,缺乏气骨,格调整体不高.     

从史的角度论证辛弃疾创作的严肃性

辛弃疾是中国词坛大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他创作态度的严肃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他“语拙意则真”的创作主张更是了解得不够深入细致。从史的角度并结合辛弃疾的某些农村词我们不难看出他反对矫情，主张情真语真的创作态度。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毛泽东的诗学观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歌观念。毛泽东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而“比”、“兴”与“赋”则是形象思维最主要的表达形式,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摆正了新诗和旧诗的地位和关系,把“五四”以来新旧两种诗体从历史性的对立引向了现实的协调发展,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闻一多先生三首旧诗解读

闻一多先生1925年自美返华前致梁实秋函中所录一组旧诗，对于研究其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亦即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律为中心、为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对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新诗发展，都具有宝贵价值。     

化缚为放 体现个性——作文教学要体现学生作文的个性特点

古代学者一向主张训练作文要经过“先放后收”的过程——首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再要求学生精炼严谨。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清人王筠也是这样主张，他说：“作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蹦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之英。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这是符合作文训练的一般规律的。因此，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