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离婚条件

正现代人离婚越来越方便,如果双方都同意,只需协议离婚,走个程序就可以了;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只要双方感情确属破裂,法院调解无效就可以准予离婚。现代人的离婚条件并不复杂,那么我国古代人的离婚条件是什么呢?古代人的离婚条件可以概括为"七出"。所谓"七出"或"七弃",即只要妻子符合这七出中的一条,丈夫就可以休妻。     

ADR多元调解模式在基层法院的适用及范式危机

基层法院引入域外ADR多元调解模式,将其与本土资源相结合,在解决群众纠纷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ADR模式中,要求法官具备利益衡量和释明法律的司法技艺,以及具备充分的说理艺术。但该模式在适用中出现了调解滥用和政治介入司法的范式危机     

浅析艺术类大学生从众心理现象

艺术类大学生是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中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同样也存在着一些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这是从众心理的表现。研究艺术类大学生的从众心理,了解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把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波动轨迹,有利于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培养艺术生的艺术气质,提高艺术修养。本文对艺术类大学生从众心理现象作了具体的描述,并分析产生从众心理的几点原因,从而对消极的从众心理提出调解对策。     

委托调解——先行调解的重要路径

随着先行调解在新民诉法中得到了立法的确认,如何落实先行调解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诉前委托调解正是先行调解实现的一种模式。本文拟从对先行调解作初步的界定出发,继而引入诉前委托调解,通过对诉前委托调解的评析来具体阐述这种模式的优缺点,最后笔者在调解的场所、主体、范围、程序、效力、费用等方面对这种模式的构建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基层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解构

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权力,担负着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功能,主要包括审理权和裁判权两个方面。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可以发现,民事审判权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尤其是调解、简易程序等方面,有其优势但也暴露出种种缺陷。因此,分析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并提出相关建议显得很有必要。     

人工智能在家事案件诉前调解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家事纠纷自身的特殊性,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在线纠纷处理平台,可以打破时空局限,提高纠纷处理效率。但是当前仍然面临缺乏单独的家事案件线上调解规则、不利于心理学技术发挥作用、缺乏调解前的家事调查以及中高年龄段当事人无法适应新技术等困境,需要制定单独的家事案件线上调解规则,优化线上家事调解系统的体验感,完善家事调解前的调查和评估工作,并尽量简化平台的使用功能。     

韩国医疗冲突化解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为有效化解医疗冲突,于2012年4月出台了《关于医疗事故损害救济及医疗纠纷调解等的法律》,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在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下设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疗事故鉴定团.本文通过对韩国目前改革环境医疗冲突化解体制,尤其是相关法律和医疗冲突化解专门机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借鉴韩国的经验与实践为中国医疗冲突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和谐社会下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化解矛盾、定纷止争提出的新要求。法院调解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但是,目前这一制度已不能满足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这就迫使我们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     

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优势

自美国掀起ADR热潮后,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行政过程中引入诉讼外调解已日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行政调解制度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及其他行政性ADR相比较,有着其经济性、灵活性、效率性以及个案公正性等独特的价值优势,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发展基础及顽强的生命力,亟待建立适应于我国体制的诉讼外行政纠纷调解制度。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