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对外科技援助的发展及优化思考

对外科技援助已逐渐成为我国对外援助以及科技理念推广的重要手段。近10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对外科技援助工作逐步完善并形成体系,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成效。在回顾对外科技援助的演变历程和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分析近10年来对外科技援助工作的特点,归纳总结所取得的成效经验,并据此提出对未来科技援外工作的优化建议。     

美国在地性文化外交平台传播策略研究——以北京美国中心为例

美国中心是美国在全球分布最广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平台“美国空间”(American Spaces)项目的一部分。本文选取北京美国中心(Beijing American Center)作为个案研究,通过空间和叙事两个维度深入剖析美国如何实现国家形象的“出场”和“在场”。空间维度具体包括可抵达性、准入机制和场景设置三个方面,叙事维度则从叙事主题、叙事者和叙事技巧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整体叙事策略。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经验与启示

分析澳大利亚政府为实现其"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目标而在体育促进发展、体育外交领域实施的一系列资助计划和发展战略,将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规划与实践的成功之处概括为6个方面,即体育外交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关联、战略目标关注国际社会前沿议题、战略实施中建立多元合作伙伴模式、战略资金保障制度健全、重视发挥大型体育赛事作用、实施体育外交绩效评估。据此提出对中国体育外交的启示:①持续增强体育综合实力,获得广泛国际认可;②构建中国体育外交战略,坚持周边体育外交优先发展;③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体育思想,主导国际体育秩序变迁;④建立多元体育外交合作模式,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⑤重视体育外交绩效评估,确保实现国家核心利益。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大国治理进程中的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体育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利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对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外交战略思想进行梳理和归纳。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特色大国体育外交涵盖了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体育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与多边体育发展和拓宽与国际体育组织交流与合作,进而形成开放新格局。其体育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体育元素扩大公共外交圈的先进性,深化民间体育交往的开拓性与多元化体育外交的稳定性。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应以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提出中国式体育主张和贡献中国体育智慧作为行动取向。     

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政策探析

2018年朝鲜成功开展一次体育外交行动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向韩国政府表达出善意的政策倾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因此得到缓解,体育外交的政治收益又一次得到验证。以新时期体育外交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研究新时期开展体育外交活动的政治诉求,如何推动中国的外交事务和体育行业的发展。研究认为：体育外交能够以相抵柔和的方式表达政治意见或者政治态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需要适合根据国际文化变化做出调整,更需要加强对外交流;国家领导人或者体育明星在体育外交中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不容小觑;积极培养能够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人员、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物能够缓解中国在体育界话语权薄弱的问题。     

快与真决定传播效果

2月2日晚,我在电视机前一直收看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实况演讲,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为温总理的精辟分析和真情所感动,为决策层决定现场直播这场演讲感到振奋,因为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出访欧美西方国家,在外国公众面前演讲,过去很少现场直播。另一方面,又有些担心,担心总理的演讲会遭到干扰和破坏。根据我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现场内外一定是不平静的,各种敌对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利用此次机会,干扰和破坏中国领导人的活动。我也深知负责接待总理代表团的驻英使馆的外交官们正在全力以赴,     

成功举办世博推介伦敦“上海周”的体会

通过这次成功举办世博推介伦敦“上海周”,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上海和上海世博会的海外宣传推广工作要按照“低调、务实、对路”的指导思想,配合国家外交大局,依托中华文化资源,瞄准时机,精准定位,开拓创新,致力于影响主要地区、主流媒体、主流社会,实现外宣效应最大化。主要体会如下：     

毛泽东关于中印关系的外交思想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审视中印关系的意义,从全球视野和时代主题看待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根据对印关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应求同存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这些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对印外交思想着眼大局,富有远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汲取毛泽东中印关系外交思想的智慧和精髓,对于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具有重要价值。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输出政策研究

随着我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南南合作框架在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虽然，已有不少学者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应是“以我为主”地输出产能、资本、技术、标准和服务；但一系列学术问题仍未得到科技政策学的明确解答，即，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应以什么输出为主、什么输出为辅？应从哪些领域入手才能发挥出中国的牵头优势？通过对1978-2017年我国关于输出的科技政策进行全时段、全样本量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我国低端资源输出科技政策稳占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26%，中端产品输出科技政策约占57.3%，而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科技政策仅占16.5%。本文的观点是高端知识产权输出在“以我为主”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中占据关键地位，当前需要加快完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输出的政策体系。最后，本文建议选择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作为制造业突破口、选择跨境电商网络平台技术作为服务业突破口来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输出的政策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