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另类的女性存在

在现代文学中,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用丑化的叙述模式,书写了一群心理危机、人格缺失、行为变异的畸变女性形象,他们把这类女性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矛盾和复杂关系之中,以性的压抑作为焦点,探究她们畸变的生成过程。情的“失时”导致了心理的畸变,也伴随着怨恨的产生,她们既因袭着传统的怨妇心理,又有着暴戾、乖张的行为方式,她们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反抗者,还是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在性格和命运上显示着双重悲剧。她们用变态的模式对传统女性进行报复式的解构,显示着深刻的批判性而缺乏重构性。     

中韩“恨”字涵义异同及韩国“恨”文化情结的历史渊源探究

“恨”字是中韩两国都使用的汉字,却有不同的涵义。韩国人将“恨”看作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和文化情结,认为自己是“恨人”“多恨”的民族。受汉语中“恨”意义的影响,中国人容易将韩国人的“恨”理解为“仇恨”,产生误解。该文探究中韩“恨”涵义的异同,并结合朝鲜半岛的社会制度、民族心理特征和近现代历史变迁等因素,分析“恨”作为韩国特有文化情结产生的历史渊源,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韩文化理解。     

校友情结:美国高校捐赠的主要动因

美国高校的捐赠收入已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和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中,校友捐赠在资金来源中的比例逐年攀升,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捐赠力量。究其原因,校友情结是校友为母校捐赠的内在动因。美国高校校友会非常重视校友资本这一恒定持续的关系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校友的联系,为高校的发展筹措源源不断的资金。     

人生智慧——还能干什么

一个谈笑风生的场合,有人话赶话地调侃托尔斯泰：你除了会写小说还能干什么？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句玩笑话说得过分了,而且也不是事实。年近花甲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对朋友的嘲讽还嘴,他一声不吭地回到家里,就忙起来了。他的＂车间＂紧挨着他的书房,一张大木台子上摆放着榔头、钳子、钢锯、锉刀等工具,墙上挂着干活儿时围的围裙……他为回应朋友的调侃,亲手制作了一双漂亮而结实的高筒牛皮靴,郑重地送给了大女婿苏霍京。     

17岁的人生庆典——读村上龙的《69 sixty nine》

17岁是英雄情结极度膨胀从而想拯救人类的年龄,是生理上和心理上对爱情都非常渴望却极易失控的年龄,同时也是思想上迫不及待的吐故纳新却容易受到蛊惑的年龄。“196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很多事情在那一年发生。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摇滚乐大行其道,披头士发行了三张专辑,滚石乐团推出最佳单曲,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大国治理进程中的体育外交战略研究

体育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利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对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外交战略思想进行梳理和归纳。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特色大国体育外交涵盖了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体育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与多边体育发展和拓宽与国际体育组织交流与合作,进而形成开放新格局。其体育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体育元素扩大公共外交圈的先进性,深化民间体育交往的开拓性与多元化体育外交的稳定性。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应以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提出中国式体育主张和贡献中国体育智慧作为行动取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观照下可疑的女性主义——重新解读电影《我和爸爸》

电影《我和爸爸》展现了一段爱情般依恋终生的亲情,主人公小鱼从童年开始就怀有朦胧的恋父心理,这种对于父亲的依恋影响了她一生的情感选择.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深入探析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是在讲述缺失父爱的女孩在恋父情结的主导下如何面对生活和情感的故事,并非真正的传统女性主义电影.     

内生文化情怀

文化具有召唤、昭示的强大功能。当一个人具有文化觉醒,意识到主体的独立存在和能动的价值追求时,他就削弱甚至逃离了肉身的束缚,能够在精神的海洋里饱汲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营养,用文化的力量改造自身、塑造自我,避免原始本能的侵袭而具有社会化人格。     

文学革命与“平民文学”的意义重构

五四新文化人对历史上的“平民文学”大加赞美,是为了彻底颠覆旧的文学传统,并为现代白话文的合法性寻求历史根据;而对当下的“平民文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又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新文化人看来,这同样为建设新文学、新文化所必须。胡适等人不过是将历史上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作为打倒贵族文学、文言文学的革命力量、革命工具来看待,一旦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颠覆,面对原生态的当下平民文学,新文化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全盘接受。对于平民文学,胡适等人最终采取了与传统文人类似的态度：在鼓吹、倡导它的同时,雅化的进程也开始了。由于力主以西方文学为老师,现代白话文经新文化人“雅化”后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这种欧化的现代“白话文”具有强烈的先锋性、革命性与精英色彩,在精神气质上与“平民文学”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