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诗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文化诗学理论进入我国文艺理论视野后,为学者们提出了全新的角度和要求。如何才能超越和创新之前的文学理论,思考未来的学术走向和前途成为他们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在现阶段发展我国的文化诗学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理论,不仅需综合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因素,还需要充分尊重和认识我国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文化诗学批评和实践的新境界。     

玄珠之探：论李长之“感情的型”

作为科学批评范式的＂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文学批评观的一大特色,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心话语。＂感情的型＂的诗学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一种情感体验模型;二是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三是艺术造型。＂感情的型＂是好文艺的标准,但其理论阐述也有不足之处,必须批判性继承与运用。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陶行知诗学思想简论

＂伟大的人民诗人＂陶行知不仅创作了丰富的诗歌,而且有着鲜明的创作思想。他反对＂害了贫血症的文艺＂,批评只重视形式技巧、忽视思想内容的＂胡适之体＂;提倡＂为大众写＂、＂写大众需要知道的事＂、＂照大众说话的口气写＂的＂大众文＂。他的创作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承继。     

汉魏诗学嬗变中郑玄诗学及其对建安诗学繁荣的影响探析

郑玄诗学在汉代政教诗学理论的总结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创新,成为汉魏诗学嬗变中的重要一环,在宏观和微观多个层面上对建安诗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建安诗学繁荣的基础。     

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论”视角分析——《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理

作为心理描写大师享誉世界文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罪与罚》中深刻剖析了主人公在犯罪前后的心理挣扎过程,其精巧度和深刻度让读者震撼。本文试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论对《罪与罚》中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指出他在不同心理阶段所体现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揭示他在这人格三结构之间的挣扎矛盾,表现出他的双重人格。     

戴良诗学之建构及其批评史意义

戴良的诗学观点散见于其序、跋、记或书信中,涉及到诗之本体、功能、发展及创作路径等方面,粗成体系,可成一家。他既对元代诗文进行了总结、评价,又与宋濂、刘基等一起扮演了明初文坛开拓者的角色,在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岁寒堂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岁寒堂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二书的诗学观不无相合之处：论诗崇尚诗骚、汉魏,称道渊明;高度肯定李、杜、韩、白等人之诗;肯定宋四家的转益多师。但其差异性更是显而易见：胡仔论诗兼取唐宋,认为诗歌代有才人,肯定了宋诗的成就及新变精神;张戒论诗宗唐黜宋,认为诗以代降,代不如人。尤其是对苏、黄的批评,前者体大包容,后者精深激切。二人对宋诗的健康发展都功不可没。     

贺拉斯·曼教育历史贡献刍议——从“公共学校之父”隐喻谈起

贺拉斯·曼在国内外美国教育史书写之中属界碑式人物,被称为“公共学校之父”。“公共学校之父”的隐喻在曼与公共学校公立化、黑人白人教育公平化等事实之间建立了神圣化的关联。不可否认,“公共学校之父”在公共学校运动叙事过程中寄托了后人对教育改革及其领袖的期许。同时,剥离隐喻对事实及其意义的建构,再评价曼的教育历史贡献,有助于呈现曼教育哲学在教育改革运动当中的实然地位。曼的主要贡献是促进地方(学区)和州政府在学区图书馆、校舍、师资培训等方面的钱物运用状况的沟通和欧(外域)美(本土)教育哲学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