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缪斯女神到“变形”天才:《奥夫特丁根》中的女性诗学

女性原则是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化计划的重要内容,女性形象及其相关原则的内在张力导致相关研究的分歧性立场。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浪漫小说之一,诺瓦利斯《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的女性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性：女性被简化为被动的、沉默的缪斯女神,是男性诗人主体的灵感来源且助力于男性诗人的自我成长,同时又具备着天才诗人的变形能力。前者既与诺瓦利斯本人的“索菲经历”相关,又是18世纪对待女性的工具化态度的部分延续;后者则是诺瓦利斯突破传统“天才”定义的结果,在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为作为“你”的女性主体留下发展空间。向更为普遍的理想世界过渡的过程则可以消解女性作为缪斯女神与作为“变形”天才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女性如何逐渐参与到爱的诗化世界的建构中因此成为理解《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女性诗学的要点。     

外来传统与本土创造：俄苏文论接受研究——以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的辨释为中心

俄苏文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苏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中俄比较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通过具体分析俄中文论关系中的“移植”“误读”“纠偏”“阐发”等四种现象及其主要表现,《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对俄苏文论被中国现代文学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和机制展开重点考察,以探寻其中的思想碰撞、交汇的理路,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与方法。俄中文论关系主要构成在于：1920年代早期对“无产阶级文化派”、1930年代对“拉普”的移植接受及1949年前后中国文论的全盘苏化;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误读;对俄苏文论的缺失进行纠正并结合中国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加以“本土创造”。     

“性灵派”研究，绝对不能忽视李调元——兼就“乾隆三大家”的有关问题与当代“性灵派”研究者商榷

清乾嘉才子李调元一生著作等身,为“性灵派”诗学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却未得到当代“性灵派”研究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正确分析和客观评价李调元的诗学思想,以及其在“性灵派”以至整个清代文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试论巴赫金的两种“对话”

巴赫金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书中,对话的论述相当重要。巴赫金将对话以“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的形式展开诗学的阐释。两种对话分别从小说的语言风格和结构特色两方面表现了复调的艺术。理解对话理论,以文本为中心展开阐释是个很好的方法。     

体史而义诗：《史记》的诗学特质

《史记》除了自身的史学特征之外,还呈现出浓郁的诗学特质。司马迁在取法《诗》《骚》传统和熔铸身世之悲的过程中,形成《史记》抒情言志的诗学内质,连类美刺的诗性思维,参差摇曳的诗化语言,悲凉慷慨的诗歌意境,这些都是《史记》诗学特质的反映。     

“跨文化诗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态特征

近30年来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至中国。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做了一系列新探索与新表述,提出了阐发法、原典实证法、三重证据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剥离,将"平行研究"优化为"平行贯通"研究,并在"译介学"与"翻译文学"、"世界文学学"与"宏观比较文学"、"形态学"与"变异学"等若干分支学科中做了新的建构与开拓。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自由的狂欢 非诗化的试验场——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写作”论

"民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的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新诗的多元化发展与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诗歌创作与探索呈现出了三个突出的写作特征:一是绝对独立自由的个人写作立场;二是向世俗生活彻底敞开的取材原则;三是诗歌语言口语化极力追求。这种实践与探索呈现出明显的非诗化特征,存在着许多认识和探索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与反思。     

斜晖脉脉水悠悠——小记“垮掉派”诗人雷克思罗斯与凯瑟琳的父女深情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1905—1982）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文学史上往往称其为＂垮掉派之父＂。他在诗歌创作、诗学理论方面均有一定建树。晚年的雷克思罗斯宁静、洒脱,将兴趣点转入东方文化,并全心致力于汉诗的英译工作。这样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在文学和翻译领域颇有成就的诗人背后也同样隐匿着一段段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