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市民群体的政治组织剖析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转型中新兴的市民群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利用各种组织和社团等中介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作者剖析了市民群体组建的各种政治组织 ,其中主要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组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组织 ,它们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百年前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百年前就在一些人中间开始争论。２０世纪初,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中国要不要、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民报》尽管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有模糊认识,但却反映了当时进步思想的主张。     

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

潘佩珠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 1 90 5年 ,潘佩珠东渡日本求援。在日本横滨 ,潘佩珠会见了中国改良派领袖梁启超 ,就越南革命问题曾进行过多次笔谈。梁启超对越南民族独立和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梁的帮助下 ,潘在日本出版了《越南亡国史》等书 ,运回越南 ,作为国内革命运动的宣传资料 ,并发动了闻名国内外的东游运动。在日本横滨期间 ,潘佩珠还会见了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 ,并就越南独立问题和中越两国革命发展的关系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笔谈。会谈虽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和达成具体成果 ,但为潘后来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也提供了很多方便。 1 91 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 ,潘受孙中山的影响 ,成立了越南光复会     

《民报》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其中尤以《民报》最具代表性。《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报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改良派的保皇言论进行辩论,其宣传突破了改良思想,进一步催发革命排满风潮,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得以传播、普及,并成为影响重大的一代社会思潮的载体。     

短暂的解冻——《海上赤潮——我的记者生涯》连载之五

经过十年连续不断地批判俞平伯、批判马寅初、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年知识分子也是要边改造思想边使用,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一批被打成右派.5 0年代末,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己呈现万马齐喑的可哀、可悲的局面.     

网络传播与公共领域——网络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思考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理论,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对历史中曾经出现的公共领域进行了比较性分析。他认为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古希腊城邦形态的公共领域。它的公共生活的开展主要在广场通过语言交谈或参加如摔跤等公共实践活动进行。第二种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美食者

21世纪研究会的7位专家把食物的秘密做成一道道纸上的开胃菜,告诉你:"如果只用舌头浅尝辄止,你至少浪费了口中食物一半的美味!"跟随味觉去旅行,即使暂时身在原地,思想已经周游列国,穿梭时空。世界上一半的美味在于食物,另一半在于对食物的"非分之想"。本书讲述世界各地的美食,还有那些与之相关的活色生香的故事。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本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幼年的不幸和深厚的儒学教育养成了他早期“道德至上、国家至上、民意至上”的民本思想。他用这种思想观察和思考辛亥革命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既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又对他抱有极大幻想,希望他作一个强有力领导人统一国家以稳定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拥袁反袁的矛盾心态。随着袁世凯本质的暴露和李大钊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他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改造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将“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与“民为邦本”、“入世有为”相融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民彝”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改造传统民本思想,揭示了“仁政德治”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党群关系取代传统的君主民本思想。     

明治维新性质论辨——兼谈资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与联系

明治维新性质诸种说法纷纭歧异,但近年来争论沉静而入低谷。反思各家之说时,本文辨析了“民族民主的”“资产阶级改革”论,重点指出明治维新的两个阶段,即前一段是资产阶级革命。后一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同英、法、美、俄等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比中,指出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当代大众传媒的后现代倾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进而走向国际跨国垄断。这就使得经济落后国家的广大群众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压迫，而且受到发达国家剥削阶级的压迫，处在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特别是当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时总是将这些危机转向经济落后国家，致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受灾难极其严重。同时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赛的加剧，人精神的失落等等。正是这些事实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土壤滋长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的情绪。于是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思潮（Postmodemism），并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开来，其代表人物有贝·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迦达默尔、罗蒂等。后现代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反对理性、放逐理想、消解责任、崇尚和谐、标新立异。[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