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筏喻”的体育观： 从运动技能学习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论

对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在学习层次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旧有的认知结构不断被取代,对事物的理解是通过持续的“舍弃”外在的形式,而一步步走向本质。这种现象正好和《金刚经》中的“筏喻”典故吻合。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思想层次不断提高的过程,体育与其他学科共同发挥着作用。体育学科依据其特有的规律,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会有五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筏喻”中提到的“舍法”现象：在动作技能习得阶段,舍弃外部知识,形成自我意识;在战略战术培养阶段,舍弃自我认知,形成体育意识;在发现与创造体育之美阶段,舍弃对立意识,达到人格统一;在理解体育本质阶段,舍弃项目认知,深入体育本质;在获得核心素养阶段,“扬弃”体育,促进全面发展。     

我的乒乓梦(六)——《我与“国球”——徐寅生口述历史》章节选登之八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2和第33届世乒赛的成绩,有胜有负,证实竞技体育取胜是硬道理。其间,既有先进技术的发展,又有各种流派的应对;既有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又有运动员的临场发挥,各种因素交叉格致,此消彼长,必然与偶然对冲,智慧与勇敢互博。竞技体育的取胜之道是技巧,也是学问。     

秩序与德性:先秦射箭竞赛的历史文化解读

商周时期,祭祀择士之射,经周公"制礼作乐"后,成为礼仪之射。射箭被创造性地赋予"竞技修德"的文化意味。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将外在社会秩序"礼",内化为君子之"德"。射礼竞赛以其"以德引争"的特点,成为君子"习礼修德"的教育手段。秦统一六国后,社会秩序由专制集权所控制,射箭转向娱乐,留存于民间"百戏"之中。先秦儒家的社会秩序关怀,左右着射箭竞赛的历史浮沉,并赋予其"射以观德"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个体层面,射箭竞赛成为"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道德修炼;在社会层面,射箭竞赛以"其争也君子"服务于有序和谐社会的哲学构建之中。     

自然界的演剧：新媒体对足球竞技的表演性阐释

足球的排他性和其他体育项目大体一致,但足球还提倡队内的团队精神。均衡性原则将充满对立性的两支球队放置于同一个平台,使得足球得以再现双雄争斗的母题,并演示出带有团体决斗意义的场景,这便决定了足球的戏剧性。足球绝非仅仅反映了人类之恶,其仪式化的元素化解掉了竞技过程中过度险恶的趋向。足球还是一种自然教育行为,体现出人类原始动作示范的价值,带有自然表演的元素。在史前教育的立场考量,更可发现足球的超竞争价值     

庄子摆脱社会之困的方法论探讨及其生态解读

庄子认为,人的一生都面临着命运、社会、自我以及环境等因素带来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其中,社会之困主要是指时势、儒家仁义等对人的限制或束缚。庄子对时势之困采取了安时处顺、无为而治的消解方法,对仁义之困采取了法天贵真、掊击圣人、以道释儒的化解策略。在庄子所采取的摆脱社会困境的种种策略和方法中所贯穿的都是顺物自然的生态学原则。     

庆历通宝与“庆历增币”浅议

自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较稳定的关系,但是宋真宗去世之后,即位的仁宗皇帝年仅13岁,辽国此时背信弃约,又开始不断对宋挑衅,其中较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宋仁宗庆历(辽为重熙)年间。其时辽利用宋夏交战之机,以领地归属问题为由挑起争端,企图迫使宋仁宗增加岁币,即"庆历増币",因当时辽国年号为重熙,因此又称"重熙增币"。     

宋代两位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

以上我们对于李清照词之美感特质既然已做了相当的讨论,下面我们接着所要讨论的,当然就是往往被人们与李氏并举的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了。     

区沪剧团、民营沪剧团现代戏创作

2008年区沪剧团、民营沪剧团在沪剧现代戏创作演出方面取得新成果。长宁沪剧团创排了反映抗震救灾的大戏《废墟上的爱》,7月25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宝山沪剧团创作演出的新剧目《宝华春秋》通过一个老人3次过生日的经历展现了上海新农村新面貌。这两个作品参加上海市2008年新剧目展演均获得优秀新剧目奖。民营沪剧团的现代题材剧目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勤苑沪剧团创作演出的反映抗震救灾斗争的《生命的礼赞》、勤怡沪剧团创作的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喜盈门》和秀珍沪剧团根据身残志坚的优秀医生陈海新事迹创作的《天使之歌》等新戏陆续推出。     

《管子》四篇心性论探析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管子》中《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为“宋尹学派的遗著”起,《管子》四篇就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从著作年代、学派归属、精气论、心气论等方面给予了关注。本文拟从心性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著于孟子与庄子之后,苟子之前,作为稷下道家代表作的《管子》四篇,在吸收孟子和庄子心性论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稷下道家的心性之学,对苟子以及宋明理学心性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冯延巳对词的雅化

南唐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审美渊源为冯延巳的词趋向雅化创造了条件。冯延巳个人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具备将词进一步进行雅化的个人条件。另外,南唐政治环境的转变和冯廷巳个人处境的浮沉起落对他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以上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冯延巳词开始出现新变,即朝着雅的方向发展。冯延巳词的雅,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情调的雅正、词笔的文雅和词意的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