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纵酒""携妓"诗的用事与寄寓

李白诗歌表达上善于用典言事。他广泛的籍征古事、联想类比，表达对历代明君良相，先贤高士的仰慕，对忠贞被谗。奸佞当道的幽愤，自己弃世与济世两难境地的彷徨，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定信念。其思想精神上有一个“谢安情结”。其人生价值取向与出处去就的选择，都刻意效仿历代先贤与谢安等魏晋名士。在其“纵酒”“携妓”诗作中通过用事，与其他乐府诗一样寄寓积极入世，志在“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渴求实现“安社稷”、“救苍生”的抱负，以及功成身退“泛五湖。戏沧洲”的夙愿。从而得出李白的“纵酒”“携妓”诗仍有其社会意义，非议这类诗作的观点属于皮相之谈的结论。     

康拉德悲剧写作意识溯源

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给予人性问题以深层次的观照。在对于人性的理解上,他不是一位绝对论者:他善于检视人性的阴暗面,但并不是简单地批判人性的弱点,而是以一种复杂的心态去审视它们,并表达了对于人性的深切的忧思。颠沛的身世经历、爱之缺失的生命体验、社会情绪和转型中的文化思潮是他悲剧人性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花鸟虫鱼总关情

本文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试图探明明清闲情小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根源,并对其美学特征作出归纳和分析,以提高读者的艺术鉴赏能力.     

司母戊鼎身世之谜

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了一尊大方鼎。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后又担心日本人的掠夺,便把鼎又埋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又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原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为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到1949年大批青铜器运往台湾的时候,由于该鼎太重,临时找不到起重机,便被留在了大陆。     

蔡琰《悲愤诗》非自述身世之作

蔡琰的<悲愤诗>被大多数学者认定是自述身世之作,于是人们往往依据诗中的内容来探索她的生活经历.但详绎此诗可以发现,诗中所叙乃是董卓部下劫杀掳掠的暴行及其给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与蔡琰本人的处境和遭际不相符合,因而<悲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在此基础上,考察东汉末历史事实,可以认定:蔡琰没入匈奴之事容或有之,但并非没入左贤王.她不久即被赎回,因而并没有所谓滞留南匈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之事.     

浅谈《琵琶行》中的琵琶声

中职《语文教学参考书》是这样为《琵琶行》定主旨的：《琵琶行》是通过对沦落江湖琵琶女的身世的描写,抒发了诗人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苦闷心情和失意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感叹。我觉得这样的定论未免过于片面和肤浅,实际上这篇课文中有三个情节是值得注重和交待的。     

帝王心境在地名上的折射

每个朝代的统治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当帝王的这种个人意志以“国号”与地名相连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寄寓地名。     

吐露率真性情还是寄寓民族气节？——《囚绿记》主题探讨

人教版新课标教材高中<语文>第二册选入了陆蠡的散文<囚绿记>,这的确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语言纯朴清丽,结构谨严精巧,情韵深厚悠长.这说明选家很有眼力.但是与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将<囚绿记>的主题归纳为:含蓄地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命运,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笔者以为这种归纳是不妥当的.     

落叶飘飞寄身世——王沂孙《水龙吟·落叶》赏析

水龙吟·落叶 王沂孙 晓霜初著青林,望中故国凄凉早。萧萧渐积,纷纷犹坠,门荒径悄。渭水风生,洞庭波起,几番秋杪。想重压半没,千峰尽出,山中路,无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