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探幽

“神与物游”可以说是“神思”的精论要语,“意象”说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论的创作思维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志气”与“辞令”在创作构思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秉心养术”则提出了作家提高思想修养锻炼写作技巧的条件与方法.     

电视主持人与人生阅历积累

目前,我国的主持人,特别是在荧屏上见到的,基本上还是以年轻秀美的面庞居多,中年以上、个性化、本色自然、知识广博、睿智深刻的角色较少。这种情况与主持人的生活阅历有关。在电视节目中,有些主持人在镜头前自我感觉良好,但     

礼与《左传》行人辞令之美

春秋时期,行人这一外交群体依循周礼,运用辞令开展外交活动。礼对行人辞令有着积极的影响,使行人辞令呈现出委婉含蓄、文缓旨远、语设虚境等典雅特征;同时,礼的约束也使行人辞令在称谓和礼节性套语以及引《诗》取义上呈现出某些模式化倾向。礼与行人辞令之美有着密切联系。     

《左传》行人辞令中委婉语时代特征探究

春秋之际,行人们奉行着共同的道德准则,遵从着共同的典章制度,同样受着《诗》、《书》、礼乐的文化熏陶,诞生于这样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委婉语,即出使他国专对之辞,不仅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而且典型地折射出特定历史时代的光芒。从修辞服务于时代这一理念出发有利于深入探究春秋时代行人运用委婉语这一修辞手段所折射出的特定时代特征。     

《左传》俘虏辞令的言说特点

历来论述左传辞令者,涉及行人、大夫颇多,关照俘虏这一特定群体的辞令的专篇很少。文章就俘虏辞令这一点展开讨论．指出俘虏辞令在语言方面不仅具有春秋辞令共同的特点如委婉含蓄、刚柔相济、诙谐有趣、雄辞辩言,还有对尊严的格外关注。《左传》俘虏辞令多样的语言风格与其特定的道德文化背景休戚相关,在利义抉择时,道德向善对于人类实现自身存在,以及指导言语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弦高犒师

古时人际交往以至“国”际交往中,辞令都具有非常微妙的意义,绝非单纯的“礼仪”,而巧妙地对“礼仪”的利用,恰可使辞令发挥“一言兴邦,一言废邦”的作用。且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这段故事——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及(到了)滑(诸侯国名,国都在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郑商人弦高将市(做买卖)于周(即周都成周,即今河南洛阳市),遇之(指前来偷袭郑都的秦军)。以乘(shàng,古时一车四马称乘,此为“四”的代称)韦(熟牛皮)先(古人送礼分两次,先轻后重),牛十二犒(kào,犒劳)师(秦军),曰:“寡君闻吾子(尊称“您”)将步师(步兵)出于(路…     

《左传》俘虏辞令的论说技巧

历来论述左传辞令者,涉及行人、大夫颇多,关照俘虏这一特定群体的辞令的专篇很少.但就其论说技巧而言,俘虏辞令不仅运用了《左传》辞令晓以大义、示以利害的一贯手法,还使用了隐语、呼号、针锋相对等许多特殊的言辞表现形式.俘虏辞令的这些特点使得俘虏的言辞精彩纷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传辞令描写的高妙手法,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鲜活的春秋世界开启了一扇窗户.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以黛玉初进贾府的一天活动为线索，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全书的典型环境，其生动传神的辞令艺术让人获得无尽的审美感受，充分体现了小说艺术美的生动内涵。     

西周春秋经典对辞令的关注——经典对辞令关注的一个阶段性考察

西周春秋时期的经典对辞令的高度关注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现象,从《尚书》对“辞尚体要”的提倡,到《诗经》对 “巧言如簧”的批评、对“出言有章”的艳羡,到孔子对辞令“辞达”、“慎言”的具体要求的提出,《左传》对辞令“三不朽” 的价值判断,《老子》对辞令“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反动”,三礼辞令交际功能的强调以及《周易》“修辞立其诚”的 哲学之思,共同构成西周春秋时期关注辞令的脉络,体现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意义时代对辞令的高度重视。     

外交模糊辞令的语用分析

外交是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语言是外交工作的重要载体,通常被称为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有其不同于一般语言的独特之处,其显著特征就是讲究策略和礼貌。外交辞令常常被运用在发布公告、公布会谈结果、回答敏感性问题以及缓和交际气氛等活动中。模糊辞令简洁性、灵活性和概括性的特点恰好满足了外交辞令的要求。从语用原则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模糊辞令在外交语境下的合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