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水灾治理

1939年是晋冀鲁豫边区大灾之年,这年7、8两个月,一场特大水灾席卷整个晋冀鲁豫边区,给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面对破坏力极大的水灾,晋冀鲁豫边区采用标本兼治的两套治理措施,充分调动了政府、百姓、乡绅、商人等诸方面的力量,展开了力度相当大的救灾和治理水患运动。边区政府减轻灾民负担,加紧拨粮拨款;平抑物价,发行新币;勤俭节约,社会互助;转移难民,发行公债;赈济灾民,并将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兴修水利,以工代赈;抢种补种,发展生产;安置灾民,发展合作社;发展工商副业、合作社,大力展开堤树等植树活动。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战胜了六十年一遇的大水灾。所以理清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的水灾治理情况,对治理水患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土楼

它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以土作墙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唐末宋初）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区形成的时候,它最早是方形,后又有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等;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刍议

1937－1944年中共领导的冀鲁边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6个战略区之一。其政权建设曾经历了孕育、建立与发展、收缩与巩固、困难与合并等4个阶段;边区军党委在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不惧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在政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留下了深刻教训。     

湘桂黔边区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路径分析

区域旅游合作是湘桂黔边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采用SWOT分析法,分析其旅游合作发展路径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准确把握旅游合作发展方向,结合区域侗族文化、原生态旅游等相关因素,从合作模式、组织管理、利益分配、产品开发、基础设施、旅游形象等方面提出适合其自身特点的旅游合作路径,为湘桂黔边区以及我国类似区域开展旅游合作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区域民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抗战时期晋陕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

抗战时期,晋陕各边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观作为指导原则,以抗战建国和发展经济作为指导思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然科学运动。各边区纷纷成立各种自然科学研究组织,开展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界为边区建立了基本的工农业生产和医疗卫生体系,对保障抗战、改善生活以及提升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湘鄂渝黔边区生态经济发展研究

文章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生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客家民系在中华民族的地位与作用

南迁汉人几经财折定居闽奥赣边区,在融合当地土著后,形成了客家民系,该民系形成后,对边区的山地开发,传播行进的汉文化方面,发押了积极作用,客家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在推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前进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因此,客家民系在中国历史上享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论边钞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针对落后的边区经济和边区发展经济面临的问题,政府和银行采取措施,发放了农业,手工业,公营工业,商业等贷款,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对边区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经历了上阶段;休养民力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困难与发展时期（１９４１－１９４２）,提高与自给自足时期（１９４３－１９４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政策,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从北宋《瘟使供养图》看客家驱瘟防疫民俗

瘟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包括鼠疫(黑死病)、天花、麻疹、水痘、霍乱、疟疾、埃博拉、SARS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等.据统计,我国历代共发生了589次疫情,其中西汉17次,东汉18次,魏晋96次,南北朝20余次,隋唐16次,两宋50余次,元代12次,明代64次(一说23次),清代300余次(欣正人:《瘟疫与文明》,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