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的鄂籍戏剧人物画像

随着画轴徐徐展开，只见1米见方的赭色布质画面上，一位左手握长枪、右手持马鞭的武将戏装画像呈现在人们面前。据画上落款推算，画像已有160岁。 此画发现时，题款处有两个黄豆大小窟窿，画左侧有三四处纵向裂纹。画主金先生送到装裱店进行了修复揭裱，才显出它的真面目。     

考古发现与古史新知——成都建都历年及古都地位论析

近年来,三星堆城址、金沙遗址等的考古发现,为认识古蜀国的都城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直接依据。如果将三星堆城址计算在内,历史上先后在成都建都的共有11个政权,历时约1546年。即使将三星堆都城时期和蜀王李顺与蜀王王均建都成都除外,先后建都成都者也有8个政权,历时约844年。成都建都早且历时长,长期为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城址与名称长期不变,自古至今为西南中心城市乃至全国中心城市。成都古都个性鲜明,地位重要,甚至可以考虑跻身中国大古都之列。成都都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重点应在古蜀国都城考古与都城研究以及大古都理论认识方面寻求突破。     

国内学者对环境史学理建设的研究综述

在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环境史首先在美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环境史研究紧随欧美国家之后,发展迅猛,方兴未艾。国内环境史学者注重环境史的学理建设,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定、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拟从这三方面入手,对国内学者对环境史学理建设的研究进行初步梳理,综述其进展和成就。     

现代教育自身逻辑的问题史反思

本文分三个部分来讨论教育思想和行动的基本结构及自身逻辑.第一部分对教育在人类共同生活和总体实践中的地位进行问题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对教育问题进行问题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第二部分选取教育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观点进行解读,试图在其中重构教育学史上对教育自身逻辑问题的回答.第三部分将从五个三维关系来反思现代教育行动的自身逻辑及其意义.     

汉晋南北朝时期荆门地区佛、道教的传播及对节俗的影响

今荆门地区与佛教结缘始于汉末,高僧安世高自北方南下曾取道纵贯今荆门地区的荆襄古道。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从荆门经过的僧人的增多,该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道安僧团的南下,不仅提升了荆襄古道传法的交通枢纽地位,还增强了荆襄两佛教中心对荆门的辐射效应,并直接促进了佛教在荆门地区的传播。荆门道教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作为道教主体思想的道家学说在此地流传至少已有二千三百多年。汉晋时期,太平道、五斗米道在荆门均有传播,南北朝时期,道士在荆门炼丹的事迹于史有征。随着佛教、道教在荆门的传播,该地的岁时节俗深受影响,不仅有的传统节俗发生变化,而且还出现了新的宗教节日。     

捐廉与捐输:思播地区道教宫祠的修建

道教宫祠的修建工程都有一个运作机制来保障精英群体动员能力的有效发挥。高效的运作机制是顺利募集修建资金的前提性条件。通常来说,人们认为修建道教宫祠的资金都是从社会中募集的善款,皆为自愿性的捐献。但是,对相关材料仔细辨析之后发现,道教宫祠的修建资金构成较为复杂,既有自愿性的捐献,也有强制性的募集;既有公益性资产的划拨,又有地基、建材、劳力的冲抵。     

中国乐器史素养与器乐演奏事业的关系研究

中国乐器简史讲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到当下发生的与乐器相关的系列事件,其中包括乐器的发展与演变。对于乐器演奏学习者来说,演奏乐曲的工程也是对作品理解和分析的过程,进而达到与作曲家交流和对话的境界。应该摆脱机械的演奏,要求演奏者对音乐本体有充分的认知。本文从扬琴的发展演变、学习和演奏为主线,讲述中国乐器史的学习对于民族器乐演奏的重要性。     

宋代道教医疗与日常生活——以《夷坚志》为中心

文章以《夷坚志》中的道教医疗故事为研究对象,考察道教医疗中的医治方法、医疗效验、医疗人群和医疗报偿等问题,展现了南宋时期日常社会生活中道教医疗的全貌.道教医疗的医治方法主要有施用法术和世俗疗法,且以施法为主,医药为辅.在医疗效验上,《夷坚志》没有回避对道教医疗中无效甚至死亡的书写,但这毕竟是其中的一部分,从道教医治对象的广泛性来看,道教医疗在南宋的日常医疗中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     

灵感思维研究简史(下)

三、中国现代当代灵感理论“四说”据我国美学工作者朱狄考证，灵感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坛之时，估计不会早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这个概念根据英文inspiration，音译为“烟土披里纯”。胡适在他的白话文新诗中就直接生吞活剥搬用这个“烟土披里纯”，遭到鲁迅辛辣的讽刺。以后，inspiration被译为“灵感”。这种意译，应该说是合于西方灵感概念的原始意义的。在中国语言中，“灵”这个词本身是多义的，除指神、巫外，它还有心灵、聪明、灵妙等意义。如果从“人物沟通，心灵感应”这个意义上来概括创造性思维认识活动中的这种飞跃现…     

明清之际是否存在一次“科学启蒙”?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科学启蒙运动,本文对此论点提出异议。明清之际的学者在“经世致用”观念的主宰下,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物致知的范畴里,对西方科学作了中国式的理解,没有真正接受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而当时社会兴趣中心并没有随西学的输入而向科学领域转移,科学活动也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今天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清代考据学并非在西方科学影响下的产物,而是宋明以来中国近世哲学方法论两次转变所致,是格物观内在发展的结果。本文认为,明清之际并不存在一次科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