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礼仪志》、《祭祀志》标点商兑

两汉书之《礼乐（仪）志》、《祭祀志》详尽记载了西汉和东汉两朝的各种宫廷礼仪,它上承秦汉,下启后世,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是研究秦汉制度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制度史部分涉及较多典制名物,较为复杂,故点校起来难免有讹误。今就中华书局标点本两汉书《礼乐（仪）志》、《郊祀志》、《祭祀志》16处标点问题进行商榷,以供学界讨论。     

唐代郊祀制度初论

本文从唐代都把制度趋于完善化的社会政治、和乐及宗教环境入手,详细论述了部税制度在唐代的发展与创制及该制度在唐代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认为郊祝活动及其制度是唐代政治生活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唐代社会生活的集中拍影,都把制度在唐代得到基本定形,对后世礼乐家享制度起了奠基作用。     

浅议秦汉仪礼承前启后的地位——以郊祀礼为例

郊祀礼作为帝王家专用之礼,在历代史书典籍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以史料的的文字记载为依托,通过考察郊祀天地之仪礼,可以发现,汉代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周礼和后世礼制的关节点,它在礼乐制度演化中起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世之仪多是直接源于汉代之仪礼。     

古文字知识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运用

正"古文字"这个名称,最初见于《汉书·郊祀志》所说的"张敞好古文字"。古文字不仅是汉字原始形态的体现,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文字的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一条有规律可探的历史。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掌握一定的古文字知识是基本文化素质,运用古文字知识进行识字教学,可以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中国汉字字体的演变过程被裘锡圭先生分为两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在中国除了特指秦以前留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太阳崇拜的历史演变及在郊祀仪式中的文学再现舷

太阳崇拜在宗教生活领域体现为周而复始的郊祀仪式.上古五帝为太阳崇拜部落,是郊祀仪式中五方上帝之原型;商代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联系最为紧密,突出体现为扶桑神话、十日神话与祖先祭祀的关联;<九歌·东君>是上古时代日食禳救仪式的戏剧性再现;西汉武帝时代的太阳崇拜渗透着求仙长生思想,汉-唐太阳祭仪突出体现为王者"朝日夕月"的郊祀活动.随着郊祀观念的变迁,古代太阳崇拜与人间帝王的关系经历了由亲至疏的转变过程.保存在<周颂>、<楚辞>及汉-唐<郊庙歌辞>中的太阳祭歌是对太阳崇拜的艺术赋形,是仪式活动中祝祷、祈求诸多情感的表现.     

汉郊祀歌的“邹予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

《汉书》中《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目下所署的“邹子乐”,应为兼含乐辞的四章统称;《帝临》的体例虽也相近,且能联同四章形成五章歌五帝的组合,但在班固时却不隶属“邹子乐”.而《后汉书》中五郊迎气时的季夏歌《朱明》以及歌《帝临》的不同说法,其实是祭祀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所致,即先立秋十八日所歌在明帝初定时原是《朱明》,《帝临》则是后改,以顺应祭祀重心由四时渐趋五帝的大势.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从“诗可以兴”回归到“兴”在宗教祭祀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诗之兴”向“思之兴”延伸的路线。借助于“兴”这个概念,可以从原始的巫术祭祀文化中剥离出乐舞仪式时空中迷醉的状态,这是远古遗留而来的诗性力量。汉代,这种诗性力量又有其独特性。在汉乐府《郊祀歌》与汉画像互文性的阐释中,通过生死之境的构筑,汉代开拓出独特的诗性空间,它存在于汉乐府诗歌的兴发之中,也印证在汉画像的视觉叙述中。通过这种阐释,可以看到汉代鼓舞乐可以养兴,宴飨饮酒可以养兴,祥禽异兽也可以养兴,这种兴发的状态是为了突破汉代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向外去寻找仙境的虚幻,借助于生命总体的永恒性来突破现实的桎梏,彰显汉代人独特的诗性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超神御魔的大汉浪漫。     

北朝郊祀歌辞留存状况考

郊祀歌是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北朝郊祀歌辞六十五首,其中北齐三十七首,北周二十八首,无北魏郊祀歌。据现有文献记载,北朝郊祀歌辞远不止这些。文章在梳理北魏、北齐、北周郊祀活动概况的基础上,详细考证北朝郊祀歌辞的留存状况。     

诠释与重构：知识史视角下魏晋至隋唐五帝祭祀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郊祀礼说与礼制,是作为一套整体性的知识,在诠释与重构中不断发展的。郑玄、王肃的郊祀理论,为五帝的身份提供了儒学学理上的说明,建立了天—五帝—众神的三级神祇结构。魏晋隋唐君臣对郑、王天说的理解与取用是片面化的。在南朝的郊祀礼制中,郑说与王说被化约为将五帝等同于昊天的“六天说”与将五帝等同于众神的“一天说”,分别应用于明堂、迎气、雩祀之礼与南郊祭天礼之中,但这一做法难以处理郊坛上的五帝神位。隋唐的郊祀制度吸收北朝的郊丘分立之制以及南朝的五精帝祭祀体系,有意识地调整五帝的祭祀地位。最终《开元礼》折衷前代礼说与礼制,确认了五帝作为天佐与帝君的两重身份,建立起昊天—五帝—众神的祭祀结构。这一祭祀体系虽然与郑玄、王肃的理论十分接近,但其本身并不直接来源于郑、王礼说,而是礼学与礼制经过反复的诠释与重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