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雪芹复杂的人生观

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所体现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非常复杂的。儒家正统思想、佛家和道家思想糅杂在一起,使曹雪芹对人生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的思考。他试图理清这些矛盾,却最终无法实现。作者的这些矛盾具体体现在对情节的描述、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设计上。曹雪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矛盾可概括为四个字：“循环轮回”。     

《红色英雄勋章》中的比喻拟人修辞和颜色词汇的运用

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在《红色英雄勋章》中,为了达到逼真的战争效果而大量使用了明喻、暗喻和拟人修辞以及颜色词汇的独特艺术手法。在这方面克莱恩不愧为语言大师,尽管他自己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有战争的经历,但他通过非凡想象力和使用比喻、拟人和颜色词汇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亨利.佛莱明以及士兵们的行为和内心世界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达到了逼真的效果。     

从老庄精神看黄檗禅的特质

黄檗禅的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佛即是法＂,这与老庄道家有相互融通之处,具有浓重的老庄特色,主要表现在＂忘心＂、＂息机忘见＂、＂非有非无＂、＂佛＂、＂以默为本＂、＂自在＂六个方面。这分别与老庄的＂坐忘＂、＂绝圣弃知＂、＂无＂、＂道＂、＂言无言＂、＂逍遥＂相印证,既是超凡哲学,又是行乐哲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西域风光和壁画对唐人边塞诗与变文的影响

汉唐连称，而从文学言，唐代与西部发生关系者，远较汉代为多。盛唐诗歌的雄壮、浑厚气象，颇得之于地理上的西部因素，岑参的边塞诗尤可见之，他的作品与此前符号化、类型化的景象事物不同，而带有难以移易的地域特征和西部风情。唐代文学与西部文化的紧密关系，又见于西域佛教壁画对变文创作的影响，其中关于释迦牟尼成道的变文，应直接受到佛传故事画的启发。     

略论唐代巴蜀地区的佛道之争

巴蜀地区的佛道相争自南北朝时期即见端倪,至唐代前期愈演愈烈,双方施展各种手段,激烈地争夺信徒,以扩大本教影响,当时佛教似乎占有明显的优势。玄宗朝大力推崇道教却并不抑制佛教发展,但道教得到了朝廷的更多支持。佛道二教在玄宗时就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到了中晚唐时期,最终形成三教“殊途而归、体本无异”的和谐共存局面。巴蜀地区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唐代该地区的佛道之争颇具代表性,是我国中古时代佛道关系发展历史的缩影。     

一蓑烟雨任平生

千年前的苏轼在滂沱大雨中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感叹,这时候的他早已名利尽失.上天似乎也很嫉妒他的才能,让磨难接二连三地光顾他,他不得不落魄而狼狈地出逃.然而,在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他一生的倾盆大雨,以及遭受的无数磨难面前,他却能面对人生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保持着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其独特的人格思想,造就了辉煌的文学成就.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论唐人小说题材的佛理因素

唐代佛学大兴,其影响及于小说创作,既有“释氏辅教之书“,又有中土化故事.本文拟分析佛理对唐人小说题材选择的影响,可分为记梦题材、幻化题材、三世因缘、果报题材.     

佛名与忏仪——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中心

6世纪中国佛教忏仪流行甚广,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代表的造像碑就是最好的例证。考察发现,二碑所刻佛名分别来自《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此文在铭文考释的基础上探讨了佛名与忏仪的关系。     

释迦牟尼的多重面孔——论池田大作的释尊观

池田大作认为,释迦牟尼是一位伟人,是一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思想巨人,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追求“正觉”,以解除人类生老病死的痛苦为最终目的。池田大作的释尊观不但有利于我们看清释尊的多重面孔,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释尊博大精妙的思想、独异的人格魅力及其创建佛教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