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论盗窃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与作用

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可以统一适用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建议权有多“硬”？

我们的一此法定权利，包括列于宪法的权利——比如男女平等权、公民的受教育权，往往缺乏政权相对一方的程序性义务，甚至不能诉讼。这是中国法律的客观事实     

法官：法律的“自动售货机”？

推动法院开发量刑软件的动力．是司法系统自身对法官的绝对不信任。为了克服这种不信任而进行的制度上的努力．表面上推动了司法公正．但却使法官再也不可能发挥宪政功能[编者按]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手手相牵 合力共育

《政治、市场和美国的学校》一书的作者之一约翰·查布说:"对学校组织形式的效果产生影响,据估计最大的来自学生家长"。"如果其他条件一样的话,那么,那些家长积极参与、紧密合作、信息灵通的学校比起那些家长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学校更有可能发展成为有效的组织。"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只有在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中,才能保证组织的生命活力与持续发展。     

试论死刑适用不应设定年龄上限

从老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死刑的适用与裁量以及若设定死刑的年龄上限将会带来的问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死刑适用不应设定年龄上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面临的问题之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但是在贯彻这项刑事政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制定量刑基准,加强教育,侧重预防,完善非监禁刑执行机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