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研究--从新常见罪量刑意见展开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我国古代“从宽量刑”的历史记载探讨

本文通过对＂从宽量刑＂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来阐释中国古代刑法的特点,揭示中国古代刑法的实质,并对中国古代刑罚＂从宽量刑＂的界定进行深刻探究,并分析其对现代法律制度制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量刑辩护的研究

量刑程序成为刑事诉讼界的热词,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量刑程序的建立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如程序独立、律师地位提升、律师取证权的扩大等。     

品格证据与量刑的相关性探讨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颇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一般规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又对其加以保留。在我国,品格证据这一名词尚未进入法条,但司法实践中却偶有涉及。但无论是中国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将其纳入量刑考虑的因素。品格证据在量刑中始终大有作为。     

两大法系检察量刑建议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产物,学理上还有一些争议,实践中尚处于摸索和总结阶段,对我国而言尚是一个新事物.查阅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一些做法,发现两大法系在某些理念、操作上有相通之处,但发展模式却相当迥异,这种迥异不仅体现在微观的细节上,更源自于其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差别.我国如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量刑建议制度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量刑自由裁量权

量刑问题通常被学界视为刑法理论的缩图,在英美,量刑更是刑事法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李斯特曾把刑罚裁量权视为法官在黑暗中摸索的偶然与随心所欲的决定。立法活动追求公正的一般化,而司法活动体现了个别公正,那么,在量刑活动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作用才能达到量刑的最大公正呢？     

从封闭走向开放：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进路

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量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如何规范量刑、减少量刑的失衡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当前法官量刑现状与刑事庭审构造在量刑程序上的缺陷分析基础之上,对完善我国量刑制度提出以下对策：（1）设立量刑答辩程序机制,（2）严格贯彻量刑公开制度、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3）逐步建立量刑指南制度,（4）设立量刑指导委员会。     

对非法行医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考和建议

《刑法》第336条第1款中的“非法行医”，不包括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证但未取得执业许可证的人非法行医。该种情形的犯罪行为。既不构成《刑法》第336条规定之非法行医罪，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为宜。从长远看，有必要修改《刑法》第336条，将该罪纳入非法行医罪。并给予相当的刑罚。     

帮助犯获罪依据论

对如何解决暗中故意帮助他人犯罪行为的获罪依据的各学术观点进行了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