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量刑与法律的非社会化——从法律社会学视角看道德量刑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对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进行量刑的过程中,首次尝试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加入道德判断标准,此举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从法律社会学视角来看,道德量刑在执行过程中将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且会大量增加法律判罚中的社会因素,造成法律歧视,不利于法律判罚的公正性。所以,道德调查不应纳入量刑参考体系。     

论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犯罪行为不仅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的,而且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害人引起的,因此,被害人和犯罪人都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事故责任,但故意犯罪事件的最终发生,主要原因在犯罪人方面,被害人的过错只不过是外界的诱因,所以,对于故意犯罪而言,犯罪人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则只承担次要责任或不负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的影响是量刑方面的,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贯彻“严打”政策需注意的基本问题

刑事政策是执政党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之目的而采取的同犯罪作斗争的准则,我国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与同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制定出“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开展“严打”斗争,一定要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既要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要完整,准确地掌握与运用“严打”政策,以达到刑罚的目的。     

遂后补救行为初探——对充分利用刑罚减免制度有效避免、减轻犯罪结果的思考

遂后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避免紧迫性危险结果或者减轻可逆性实害结果的行为。遂后补救行为应具备回溯性、时效性、主动性和多样性几个条件,补救行为与犯罪中止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行为人的遂后补救行为,有助于充分实现刑法的保护和保障机能,立法对此应作出相应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之内涵解读

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刑事法的王牌原则,也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可归纳为依法定罪量刑、以刑事法律为依据、禁止类推、刑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以及法条具有明确性等五个方面,从而全面而透彻地解读罪刑法定原则。     

量刑基准点之确定基准

在量刑基准点确定基准理论中,中线论很受司法实践的欢迎,但是它缺乏立法与实践基础;分格论和危害行为论在理论上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重心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应以实现对犯罪等价报应的刑罚量作为量刑基准点,量刑基准点确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报应正义;在此基准点上量刑情节的适用主要体现了刑罚功利正义的实现.     

论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

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理论上的争点与实践中的难点。探寻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定罪与量刑关系模式,对推动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深入进行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各界普遍认为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目前专家学者们的分歧在于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还是独立的量刑程序。各地方法院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实践证明,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独立的量刑程序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量刑辩论制度规范化研究

＂量刑辩论＂改革的提出,是寻找公诉权、辩护权与裁量权连接点的有益探索,公诉人在案件公开审理时发表量刑建议,而辩方则可以对这个建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就被告人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展开辩论,这实际是对法庭辩论的细化,为法官量刑提供一个参考,有利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均衡的作用。因此,为深化与完善＂量刑辩论＂改革,建议适当限制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强化裁判文书对量刑部分的说理、明确量刑建议的内容。     

现行法律框架下稳步推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必然内涵之一,这一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但现实中诸如观念、制度等成为量刑建议制度发展的桎梏。只有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析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的合理依据,才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求突破、稳步推进,为量刑建议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