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和元史研究——以石刻资料作为考据材料进行文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

钱大昕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尤其于<元史>,费力尤极,曾著<元史纪传稿>、<元史氏族表>等书.钱氏除广泛钩沉文献史料疏证<元史>外,还把注意力转向地下出土的、极富史料价值的元代各种碑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能与典籍互证相佐的部分,从而为后世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本文从补<元史>记事之缺漏、纠<元史>史事之错误、释<元史>记事之疑团等方面,分别探讨了钱大昕运用石刻资料在<元史>等文献的补阙、订讹和释疑方面的成就与影响.     

钱大昕与陈寅恪治史方法之比较——从一个侧面看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

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学家钱大昕之影响关系至密.陈寅恪治史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史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竹汀学派"的路数.但陈寅恪治史又表现出不同于钱大昕的时代特色.本文拟从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探讨陈寅恪对钱大昕的"接受";从家学渊源、致用目的、"宋学"接纳方面探讨二人的不同及陈寅恪对钱大昕的超越.     

钱大昕佚序两篇述略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季学术巨擘。他的著作历史上曾三次结集刊行：第一次是清嘉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刊行《潜研堂全书》(钱氏家刻本)；第二次是光绪十年刊行《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长沙龙氏家塾刻本)；第三次是上世纪末，陈文和先生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钱氏诗文有《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潜研堂诗续集》。     

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

钱大昕、钱大昭兄弟是清代历史考据学的代表,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是他们史学研究的缩影。他们治学有着浓厚的家学色彩,重视小学,长于训诂,注重考证,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与此同时两者又各具特色:钱大昕提倡直书,反对曲笔,钱大昭则有维护正统之嫌;在对待古人的态度上,钱大昕显得谦逊大度,钱大昭则过于苛求古人。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江苏嘉定人。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的代表之一，他所著《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被看作考据史学的三大代表作品。除考史外，钱在音韵、训诂、算学、天文、金石等方面的也很有成就。传世著作有《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廿二史考异》等。钱大昕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实践家。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钱大昕是清代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而于史学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在史学批评上,他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平心度之”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史法义例等等,散见于其对具体史书或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中,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钱大昕之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考证述论

钱大昕对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的考证,主要包括对魏晋南北朝正史文本（地理内容）的校勘、对正史地理志的专门考证和对正史纪传中地理内容的考证。钱大昕地理考证方法多样,如以本（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他（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纪传考证地理志等,并善于综合运用小学、避讳学、金石学、职官学等服务于其历史地理考证。     

《疑年录》考订

钱大昕的《疑年录》共四卷,共著录了自汉代至清代儒林人物生卒及享年三百六十二人。近代学者余嘉锡在研究《世说新语》时,由于此作系未定之书,人物生卒享年有误者甚多,遂考订前两卷,于后二卷阕如。学者冯先恕《疑年录释疑》又对后两卷进行考订,亦多有缺误。鉴于此,对钱氏和《明史》《清史稿》皆有错误的九人,重新考订生卒享年,以正史误。     

引经据典:钱大昕的政论及特征

钱大听不仅是乾嘉时期考证大家,而且富有政治见解.他引经据典,探讨了君德、纳谏、忠臣、亲民等问题.他倡导君主要加强自身修养,认为仁、敬、孝、慈、信是君主修养的核心.他号召君主勇于纳谏,阐述拒谏而亡、纳谏而兴的道理.他重新诠释了"忠"的含义,打破了臣子必须忠于君主的单向道德要求,把忠当作君主、臣子、庶民都必须遵守的准则.他从民众利益出发阐发"亲民"思想,指出富民、保民,先富后教,不与民争利是"亲民"的根本.钱大昕政论的特点是引经据典,这既是古代学者治学的常规方式,又反映了专制强权下文化控制的严密以及这种控制下思想家无法直抒胸臆的悲哀.